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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1页）

悔因识字多生障，误堕狂禅最下乘。

心印光潜尘海暗，残宵掩泪续传灯。

只是即便如此，此老仍然吟诗不辍。不断忏悔&ldo;文字障&rdo;，可又不断执著于世谛文字，既然无法怀疑&ldo;忏悔&rdo;的&ldo;诗人&rdo;之真诚，那也只好归之于释氏所说的&ldo;因缘&rdo;了。

吟诗并非绝对有碍于学道，倘若只是&ldo;山居味禅寂，兴到偶吟诗&rdo;（《山居四首》），那无可非议。问题是寄禅并非&ldo;偶吟诗&rdo;的僧人，而是道道地地的&ldo;苦吟僧&rdo;。这一点寄禅并不忌讳，而且在诗中还屡有表白。&ldo;毕道苦吟成底事?十年博得鬓如丝&rdo;（《感怀二首》）;&ldo;须从捻断吟逾苦，一字吟成一泪痕&rdo;（《书怀，兼呈梁孝廉》）;&ldo;四山寒雪里，半世苦吟中&rdo;（《对雪书怀》）;&ldo;五字吟难稳，诗魂夜不安&rdo;（《送周卜芚茂才还长沙……》）。诸如此类自写苦吟的诗句在集子中还有好多，《〈诗集〉自述》也自称:&ldo;或一字未惬，如负重累，至忘寝食;有一诗至数年始成者。&rdo;&ldo;苦吟枯索&rdo;在俗人本无不可，世上倚马立就的&ldo;才子&rdo;毕竟不多，&ldo;推敲&rdo;乃千古诗人雅事。只是作为和尚，整日&ldo;苦吟枯索&rdo;，如何学道参禅?岂不本末倒置误了生死大事?难怪老友陈三立半真半假地讥笑其吟诗成痴成癖:&ldo;成佛生天，殆不免坐此为累，可笑人也。&rdo;（《〈白梅诗〉跋》）

以诗寄禅，以诗度世，这种冠冕堂皇的大话，寄禅不大好意思说。原因是他的&ldo;苦吟&rdo;，带有很大成分的&ldo;偿债&rdo;和&ldo;求名&rdo;的因素，而远不只是自娱或证道。&ldo;以诗会友&rdo;本是雅事，可弄到成了负担，整日为&ldo;欠债&rdo;、&ldo;还债&rdo;担忧，雅事可就成了俗事了。寄禅本就喜欢结交当世名人，1886年参加王闿运等人组织的碧湖诗社后，吟诗更成了日常功课，&ldo;还诗债&rdo;之雅居然也成了吟咏的对象。&ldo;数年风月陈诗债，今日应须次第偿&rdo;（《暮春禅课之余……》）;&ldo;只嫌吟鬓萧萧白，诗债经年尚未还&rdo;（《次韵酬严诗庵》）;&ldo;一笑相逢转愧颜，六年诗债不曾还&rdo;（《夏剑丞观察于六年前枉顾毗卢寺……》）。如此说来，和尚实在活得不轻松，慧业难得，诗债未偿，何来空寂心境?更何况偿诗债除了结人缘外，更包含佛子所不应有的争强斗胜心，这一点在吟白梅诗中表现得最突出。寄禅性爱白梅，甚至遗嘱圆寂后，在冷香塔周围环植梅树（《冷香塔自序铭》）。可是其&ldo;闭门独自咏梅花&rdo;，并非完全出于不可抑止的诗情，而是带有比赛的意味。&ldo;云门方伯人中仙，百首红梅海内传。我愧白梅才十首，吟髭捻断不成篇&rdo;（《赠樊云门方伯四绝句》）。后来在&ldo;红梅布政&rdo;樊增祥、&ldo;白梅和尚&rdo;寄禅外，又出来个&ldo;绿梅公子&rdo;夏伏雏，且以七古一章见寄，颇有希望三足鼎立之意。寄禅于是作《答夏公子二绝句》，其中一为：

红梅太艳绿梅娇，斗韵争妍寄兴遥。

《当年游侠人》　第一部分工诗未必非高僧（3）

应笑白梅甘冷淡，独吟微月向溪桥。

既然&ldo;甘冷淡&rdo;，为何不断攀比，耿耿于世俗名声?吟诗自吟诗，但求适性娱情，不管他人说三道四，这才能真正脱出尘俗。可惜寄禅做不到这一点，舍不得浮名虚利。尽管他也曾歌吟:&ldo;笑他名利场中客，为甚黄金不买闲&rdo;（《山居，和连笏峰孝廉韵》）;单凭他的热衷于比试诗作，人们也有权怀疑他并未摆脱名利之羁绊。

一开始或许真是一味嗜诗，并无其他杂念;可随着&ldo;诗名赢得满江湖&rdo;（《自题击钵苦吟图三首》），寄禅的吟风啸月不再是&ldo;无目的&rdo;&ldo;非功利&rdo;的了。&ldo;苦吟&rdo;与&ldo;赛诗&rdo;已不大可取，更何况后期越来越多的唱酬寄和之作。唱酬的对象，有的是志同道合的诗友，有的则纯是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ldo;喜留禅客饭，懒问达官名&rdo;（《赠高葆吾》），这只是说说而已。翻翻其诗集，即使只看题目所列各式官阶，也可知其并非&ldo;懒问达官名&rdo;。此类唱酬诗，于诗于佛均无益，唯一的作用是获取诗名。对此，郑孝胥曾有一首赠诗说得颇为明白，其中前六句是：

头陀蓄髯有时名，交游一世多耆旧。

手持诗卷使我读，汲汲似欲传身后。

向谓我痴子更痴，痴而又贪佛所诟。

这首诗可谓击中要害：痴诗有碍学道，贪名更为佛所诟。寄禅实难辩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说&ldo;嗟余学道老无成&rdo;之类的套话就敷衍过去了（《次韵答郑苏戡京卿七古二首》）。

三

&ldo;贪名&rdo;有碍于学道，却无妨甚至有助于寄禅成为&ldo;高僧&rdo;。是否&ldo;高僧&rdo;，并非纯粹由佛学界考核评定，这其间，达官贵人、诗人名士的推许与品评起了很大作用。以王闿运、陈三立在文坛上的地位，一加吹嘘，不难使寄禅诗名满天下;而郭嵩焘、易顺鼎、樊增祥都曾居要津，又都是寄禅多年诗友，即使政界中人对其也不能等闲视之。可以这么说，寄禅在佛学界的声望，与其诗名及其诗友的显赫地位不无关系。

持律谨严或者学理精深，固然是有道高僧;即使道法不甚高深，可能于乱世中护法、弘法，不也是很可尊敬的高僧吗?前者重在佛理的领悟，后者重在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ldo;宗教活动家&rdo;。&ldo;痴诗贪名&rdo;在前者是不允许的;在后者则无碍。倘无诗名，何以结交当世名流并达到保护佛教事业的目的?主持一方大寺乃至筹组中华佛教总会，都并非道法高深就够了。尤其是在这&ldo;刹土变迁，新陈交替，困苦颠连，万方一概&rdo;的&ldo;法难&rdo;之际（《致宝觉居士书》），要使&ldo;佛日重辉，法轮再转&rdo;，就必须与当道权势打交道，实在无法清高。空谈佛理不见得奏效，讲交情反而有点用处。寄禅晚年为护法南北奔波，靠的也是他的诗名以及历年唱酬奉赠结下的交情。&ldo;可怜慧命垂危急，一息能延赖长官&rdo;;&ldo;只恐空门无处着，白头和泪上官书&rdo;（《次秃禅者〈辞世偈〉韵，以纪一时法门之难》）。话说得很难听，可挺实在。处此危难之际，同时&ldo;白头和泪上官书&rdo;，别的高僧就不见得有寄禅本事大。这一点寄禅颇为自得。1906年，高旻寺月朗和尚与德恒和尚争座，请寄禅代为调停。寄禅除托扬州府知府及江都县知县&ldo;为高旻作大护法&rdo;外，还有本事&ldo;托现署藩司朱盐道转求周玉帅，为宝刹护法&rdo;，这可不是寻常僧人所能办到。难怪寄禅复月朗和尚信中颇有得意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