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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在《长兴学记》与《桂学答问》中，康有为批评清人普遍认可的&ldo;识字‐通经‐达道&rdo;这一治学方法，称其为&ldo;磨砖作镜&rdo;、&ldo;蒸沙而欲成饭&rdo;。康氏主张先从古圣贤心志入手，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具体的考据问题。比如，先提出孔子改制为主，然后&ldo;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彻之日&rdo;。如此治经，方可速成。因为，一旦&ldo;把柄在手&rdo;，&ldo;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rdo;。倘若落在乾嘉诸老手中，如此公然主张&ldo;六经注我&rdo;，实在宽恕不得。但康氏立说，主要目的是&ldo;托古改制&rdo;，故注重的是政治功利，而不是学术规则。

儒家作为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很大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危机四伏时刻，儒家的经世观念必定更加深入人心。即如明末清初，留心世事，讲求实用，几乎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借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就是:&ldo;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rdo;这种将&ldo;经世&rdo;置于&ldo;问学&rdo;之上，一转便是斥责无补于当世政治、经济、军事者为&ldo;无用之学&rdo;。晚清国势衰微，康氏之讲经世、斥考据，仍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在《与沈刑部子培书》中，康有为称&ldo;自弱少已好任侠之举&rdo;，日日目睹小民之难，而学界又满足于追逐利禄，夸耀其无用之考据与词章，故发愤&ldo;讲求经世救民之学&rdo;。在康氏看来，其时士大夫无力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因就在于&ldo;今天下博闻强识之士不少，患无知道者，尤患无任道者&rdo;。康氏自视甚高，个性极强，乃百折不回的理想家，非一般注重可行性论证的学者可比。梁启超为其师作传，称其&ldo;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rdo;。但养直方刚大之气，万法唯心，毅然自任，行大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古往今来干大事业者，多有此等气概与精神。此等极主观极自信之理想家，根本不屑于纠缠名物训诂之类的&ldo;琐事&rdo;。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其师&ldo;万事纯任主观&rdo;，认准了&ldo;孔子改制&rdo;，不惜蔑视事实，强之就我，如此不守基本的学术规则，并非理想的&ldo;学者的人格&rdo;。

可是，康氏本来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者。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康有为，远比作为学者的康有为贡献大。你不能想象一个基本不懂外文与西学的&ldo;学者&rdo;，敢于开设&ldo;万国史学&rdo;以及&ldo;外国语言文字学&rdo;之类的课程。而康有为主讲万木学堂，偏设此课。不是&ldo;能够&rdo;，而是&ldo;必须&rdo;‐‐这就是理想家的思路。读康有为的书，确实痛快淋漓，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学界需要这种敢于&ldo;胡思乱想&rdo;的&ldo;异端&rdo;。大刀阔斧的开路先锋，会留下许多遗憾，但其&ldo;气势&rdo;，值得后人永远追怀。

康氏的&ldo;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rdo;的担当精神，对其时的青年，如大海潮，如狮子吼。但传统儒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蕴涵着&ldo;吾曹不出如苍生何&rdo;的自我感觉。晚清以降，知识者实际上已经不再主宰整个社会的命运，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正常运转，已经不再依赖于&ldo;大儒&rdo;的出山。读书人的&ldo;经世致用&rdo;，很可能只是一相情愿。不只是&ldo;经世&rdo;是否办得到的问题，康氏的以经术为政论，有将一切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或者说，允许甚至鼓励政治家对社会价值的&ldo;独占&rdo;。对所谓的&ldo;无用之学&rdo;的攻击，便潜藏着对学术独立价值的否认。此举，影响着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进程。

三

《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读书，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在广州念大学时就曾拜读过，那时只是欣赏其少年意气、文采风流。为了这节文字，还与友人相约游西樵。出发那天，刚好下大雨，计划于是取消。此后兴趣转移，再也没有西樵寻访康老夫子的雅趣。

十多年后，因研究学术史，重读康氏自撰年谱，仍对其二十二岁入山读书的那段追忆大为着迷：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

正是在这一年，康有为初游香港，&ldo;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rdo;，于是，在拜读国人&ldo;经纬世宙之言&rdo;外，又添了&ldo;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rdo;。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最后一个&ldo;王者师&rdo;（3）

这一兼采西学的思路，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自是生死攸关。可我还是更看重其独学西樵时之&ldo;专意养心&rdo;。康氏有别于晚清诸多博学之士的，是其&ldo;圣人气象&rdo;。此&ldo;圣人气象&rdo;之养成，与西樵山水颇有关联。正是西樵读书，使得其由独好陆王而醉心道释，冥心孤往，探本溯源，深有所悟。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述及此次修行时称:&ldo;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rdo;说&ldo;学力&rdo;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指具体的知识修养或安邦治国之计。说&ldo;心性&rdo;或许更合适些，既有儒家的&ldo;尽心知性&rdo;，也有佛家的&ldo;明心见性&rdo;。具体说来，梁氏所称道的&ldo;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横纵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rdo;，以及唯我独尊的气概，慈悲普度的心境，都与常人理解的&ldo;学力&rdo;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