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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1934年11月2日的《大公报》上，刊发了洪业的《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这封据考写于1907年冬的输诚信，与1904年正月的劝降函（手稿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ldo;端方档&rdo;），形成绝妙的对照，让人感慨万端。&ldo;劝降&rdo;与&ldo;输诚&rdo;的对象，竟然都是满洲贵族中颇有改良思想的&ldo;端帅&rdo;!

自称&ldo;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rdo;的刘光汉，先论证一番&ldo;恢复神州之土&rdo;的必然性，而后&ldo;推心置腹&rdo;地奉劝端方:&ldo;故为尔辈计，莫若举西（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rdo;[14]一介书生与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悬殊，决定了其&ldo;劝降&rdo;只是笑话一桩。

时过境迁，由&ldo;劝降&rdo;转为&ldo;输诚&rdo;，话可就不大好说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劝降信，刘师培则不能不先做自我检讨。照样强调自己的家学渊源，不过，这回的语气，由原先的&ldo;炫耀&rdo;，一改而为&ldo;忏悔&rdo;：束发授书，勉承先业，略窥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3）

即便是检讨文章，刘师培也都写得章法分明，开篇即强调其初衷乃&ldo;哀民生之多艰&rdo;，并尽量将&ldo;政治立场&rdo;转化为&ldo;思想认识&rdo;。紧接着，笔锋一转，境界&ldo;豁然开朗&rdo;：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口。对于输诚者来说，单是骂骂&ldo;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rdo;，显然还远远不够。于是，刘师培开始为如何巩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据说，最有效的补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轻也;豪民不可纵也;外观不必饰也;农业不可忽也;浇德不可长也。可这些治国方略，纯属纸上谈兵，相信端方不会感兴趣。真正体现刘君&ldo;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rdo;的志向的，还是下面这段悄悄话：若明公俯鉴其愚忱，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15]如何保证&ldo;徐行其志&rdo;不是&ldo;缓兵之计&rdo;，有附录的&ldo;弭乱十策&rdo;为证。十策中，最关键、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一是让刘&ldo;暗为运动&rdo;，搞垮革命派诸报刊;一是卧底暗侦，如发现孙文、黄兴等&ldo;有潜入腹地事，即行报告&rdo;。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之大致吻合。

据标点并发表此信的洪业称，他见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关系重大，希望&ldo;今尚有健在者，当能证其虚实也&rdo;[16]。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辨伪的文字，倒是弟子黄侃的题记，从另一角度确认了此信的存在。

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撰于洪业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开发表则是六十年后（见《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长考据的黄先生，不在辨伪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ldo;解读方式&rdo;上下功夫，实在&ldo;不得要领&rdo;：

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绐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宁有幸乎?书稿流传，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谓申叔反复无恒，卖友卖党，又谓所言可充史料，则何不于书中辞气细玩绎之。

不同意洪业&ldo;可充史料&rdo;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ldo;脱身之计&rdo;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ldo;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rdo;;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ldo;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rdo;。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ldo;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rdo;[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ldo;好交佞人&rdo;，其&ldo;流谤及于身后&rdo;，乃咎由自取。

三、&ldo;洁身&rdo;与&ldo;内热&rdo;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黄侃。章、黄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黄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ldo;昏&rdo;与&ldo;不昏&rdo;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ldo;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rdo;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黄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ldo;气节&rdo;，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