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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并案（第2页）

“听说你要来调查阿房宫，贺副局长特别交代了一个卷宗给我，”冯非凡神秘地拿出来一个文件袋。

所谓“特别凶案”，听起来名字有些霸气，其实就是公安系统“责任事故”的简称。

公安有什么责任事故？

很简单，公安的本职工作就是破案，所以破不了案就叫做责任事故！

“特别凶案”就是指“悬案”了。

按照卷宗记载，西安市刑侦支队的“特别凶案”科，记录了解放后一直到现在，很多各种各样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案件性质到线索，都相对独立。

“不过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凶案科又有了创新的发现。”冯非凡说。

“什么高科技的创新啊？”

“大数据！”按照冯非凡的说法，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案件如果要做并案分析的话，一定要有共同点，但这种“共同点”的逻辑看似简单，实际上操作起来很艰难。“你想啊，城东死了一个人，城北死了一个人，城西也死了一个人，其实他们的共同点是很多的，比方说，三个死者都是男人，三个死者左手的胳膊上都有三个以上的痣，三个死者的眼角都有鱼尾纹，三个死者都在西安的餐饮小店吃过早饭……这些东西在以往的刑侦作业中，都是要被抛弃的元素，是不会拿来做并案线索的。”

也就是说，过去一直以来，公安刑侦并案，寻找“相同点”很大程度上是“手工操作”，根据犯罪研究理论和破案实践经验，去人为地分析哪些是可以用来并案的“共同点”，哪些是需要被抛弃的“伪共同点”。

“这个我理解，那么你所谓的大数据创新是指什么？”徐紫翎问。

“大数据依赖的是计算机算法，机器不会管你什么实践经验和某某专家的理论，它只会不知疲倦，非常细心的把所有真真假假的‘共同点’都筛出来，然后再给你去选。毕竟依靠刑侦人员‘灵机一动’、‘醍醐灌顶’地发现共同点，实在是太偶然，大数据是没有主观倾向的。”

所以，这本卷宗就是大数据系统嫁接“特别凶案”科总档之后，把建国后到今天所有的案卷，每一页、每一行、每一个词的重复、相似频率全部做了集成分析和矩阵分布，结果发现，“有七其悬案的死者，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行为。”

一、山东籍游客马如兰，1992年不明死亡，死亡前一周游览过阿房宫遗址，系其第二次游览该景点；

二、陕西本省游客于归，1989年不明死亡，死亡前两天游览过阿房宫遗址，系其第三次游览该景点；

三、西安本地居民黄花，2000年不明死亡，死亡前十天游览过阿房宫遗址，系其第三次游览该景点；

四、陕西本省游客李成瑶，1999年不明死亡，死亡前五天游览过阿房宫遗址，系其第五次游览该景点；

五、上海游客陆小明，2012年不明死亡，死亡前一天游览过阿房宫遗址，系其第五次游览该景点；

六、西安本地居民孟凡，2001年不明死亡，死亡前三天游览过阿房宫遗址，系其第二次游览该景点；

七、湖南籍游客施丽华，1999年不明死亡，死亡前十天游览过阿房宫遗址，系其第三次游览该景点。

“这些人，尤其是外地游客，他们来西安可不是只逛了一个阿房宫遗址，其他景点也去了啊，所以你看，如果没有大数据的精细算法，一般的刑警，经验再老道，也会漏掉这层线索呢。”冯非凡解释说。

“尤其跨度这么大，人也是地域不同，不用大数据真的很难串并。”徐紫翎点点头。

“大数据筛选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逛完阿房宫遗址后，一到十天内翘辫子。而且他们死亡前的游览，并不是他们第一次逛阿房宫遗址。”冯非凡仔细解读。

“我今天去看了，阿房宫遗址这个地方实际上作为旅游产品真的很勉强，就算现在这么发达的人工复原建筑群落，也是事后才陆续加上的，你像卷宗第二例，这个‘于归’是1989年出事的，那个时候的景点恐怕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土夯遗迹吧，你觉得这样的东西能吸引游客回头游览第二次的欲望？”徐紫翎奇道。

“你说的没错，贺副局长调查了所有的旅行社产品路线，阿房宫遗迹这个地方，确实也存在部分游客第二次到西安游览的情况，但除了一些真正的历史迷、考古迷外，普通游客第二次来这里，不过是因为旅行社把阿房宫遗迹跟大雁塔、秦皇陵等捆绑在了一起，不得不去而已。”冯非凡点了点头。

“那么，这七个人，既没有参团，也不是什么考古历史迷，却神奇地去了这么个破地方一次又一次？”徐紫翎问道。

“是的。”冯非凡微笑着。

“除了三、六两项西安本市居民外，其他的五个人，在游览行为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特征呢？比如说消费过相同的纪念品，吃过相同的小吃店，住过相同的旅社什么的？”徐紫翎又问道。

“当然没有了，你说的这些如果存在的话，一定跑不了大数据分析的法眼。”

“这就不太好办了啊。”徐紫翎皱着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