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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折磨自己（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不能折磨自己

“革命群众”要去郊区参加大战“三秋”，“牛鬼”必须随行，以利监督和改造。难友们被囚禁太久，委实乐意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高兴之余，想起“蚊子案件”的教训，决心严守不随意说话的座右铭。

“专政小组”成员突然吹口哨集合。

所有“牛鬼”端端正正地列队听取训话。什么“劳动改造的重大意义”啦，什么“不许乱说乱动”啦……这些话左耳进右耳出，任他们去讲。但出乎意料地听到：“这一次要劳动五六天，大家要把劳动的衣服和所需用具准备好。“专政小组”决定，五点半以后准许你们回家住一晚上，明早六点准时集合，不许迟到。”

被关押几个月以后，居然可以回家住一夜，内心的喜悦难以掩饰。别人考虑什么我不知道，我则在想：

——我爱人的处境不知好些没有？运动一开始，她为研究所的党总支讲了几句公正话，立即被打为“保皇派”。我被关起来，她的事不仅没有人商量，还得为我担心。

——我女儿很爱我。她不相信爸爸是坏人，但爸爸为什么又被关起来呢？机关的孩子和学校的同学怎样看她？她能承受这些压力么？儿子还小，除了定期给我送东西来，有时还在院子里玩。有一次他穿着一套小军装，看见我时抿嘴笑了一下。但女儿却回避走这条路，我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

——我母亲，不知道有没有信来。

今晚可以回家，这些疑问很快能得到解答。我忙着把桌子收拾好，“毛选”“语录”和交代材料各就其位。又把几件要换季的衣服折好，以便带回去。表面平静，内心却很激动。对失去自由的人来说，能和家人见面，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啊！不便老看表，干脆把手表取下来放在桌上。同时，面前放一张纸一支笔，似乎准备交代问题。

五点半钟终于到了。

“牛鬼”们安静地走出室外，提着一些东西回家。我的家最近，几步路即可走到，所以不去抢先。然而就在这个时刻，那个凶神恶煞的声音又出现了：“李致，等一下。”

我只得站住，等候她出难题。

“你的问题很严重，正在审查。”她咬牙切齿地说（请原谅，不是我没有别的形容词，而是她一说话就这样），“你不能回家，到北屋去住！”

我当然不能反抗，否则会招来更大的不愉快。我跟着她把被子抱到北屋。她又做了许多训斥，我知道这是故意刁难，听了等于不听。但一向以坚强自诩的我，这时感到当头一棒，仿佛掉进一个什么深渊。

她神气十足地走了。我坐在床上（这屋子有张床），晕头转向。我承认她这一手很毒辣。什么“问题严重”，我自己心中有数。至于欲加之罪，虽不决定于我，但我并不害怕，也绝不会承认。问题是我失去了一次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半小时前的愉快心情顿然烟消云散。特别是所有“牛鬼”，上自耀邦同志下至各种“阶级敌人”都放回去了，唯独不放李致，周围的人会怎样看？我爱人和女儿会怎样想？……

我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去劳动。

劳动很紧张，多数时间顾不上去想问题。但稍有空隙，这些问题像牛背上的蝇子似的缠着我，无论怎样也甩不掉。后来得知，劳动结束后，还得给“牛鬼”们放一天假，允许回家休整。这一次放不放我回家？按惯例，从最坏方面设想，不放。这是把自己置于不败之地的思想准备。当然免不了有侥幸心理，渴望有回家的机会。

劳动结束，下午回到机关南院。“专政小组”成员作了这次劳动总结，“表扬”和批评都没有点我的名，至少没有新的把柄被抓住。然后宣布，可以回家，后天早上八点集中。

我感到意外，颇为兴奋，正准备回家。

突然，那阴阳怪气的声音又出现了：“李致，你不要想回家休息——”

我不愿意再描绘整个谈话过程。与上次一样，我又单独留下，住进北屋。我感到沮丧和难受，更担心我爱人和女儿会为此受到压力。突然，我想到与“母蚊子”对号的人采取这种措施，无非是想在精神上整垮我。我为什么要“配合”她来折磨自己呢？应该坚强一些。这个想法像在黑暗的深渊里看见一盏明灯。我的心松弛了，眼睛也亮了。如果我的精神不垮，痛苦的不是我，而是“她”。我得按《国际歌》的教导去做：自己救自己。这样，我平平静静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精神特别好。按照想好的对策，像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我到食堂吃了早饭。饭后端出两个盆子，充满水，认认真真地洗衣服。又去找绳子，拴在两棵小树之间，拧干衣服上的水，把衣服挂在绳子上，还把每件衣服扯平。我做得极为安详，略有一点笑容。我家所住那一层楼公用厨房的窗口，正好对着北屋。我看见阿婆（一个同事的母亲），她一贯乐于帮助人。我看见晓平，这个天真的小姑娘是我的朋友，我被关押以后，她单独看见我时总要微笑。我先后看见我爱人和我女儿，她们在洗菜做饭。我相信她们一定看见了我。我用行动表明，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天不会塌，地不会陷。

这一天一切正常。监督我的人当然会一一上报。最多加以评论，说李致这个人从不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人一天比一天胖。其实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刚从辽宁农村参加“四清”回来，工作团规定“五不吃”（包括不许吃米和面），我这个南方人不习惯吃玉米和高粱，骨瘦如柴；回北京后虽然不久即被揪出，经常挨斗，但毕竟天天吃馒头米饭，自然就长胖了一些。想不到这竟成了我的“罪状”。这不是主观臆想，而是多次批判过的。经过这一次精神折磨，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绝不配合“造反派”的某些人，自己打倒自己。

我猜想，两次勒令我不许回家的人，没有把我从精神上搞垮，可能有点痛苦。我忍不住笑了，并怀疑自己有点阿Q精神。好在伟大领袖说过，一个人一点阿Q精神都没有，恐怕也活不下去。看来，我没有违背伟大领袖的教导。但这一点没有写入每周的思想汇报。何必自投罗网呢？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