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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柜引起的遐想（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新书柜引起的遐想

最近搬入新居。我女儿和女婿闹了一场“革命”，废除了原有书柜和书架，为我做了十八个书柜。新书柜每个八层，充分利用了空间；柜门两边的副盖很紧，不易进灰。用时髦的语言说，看起来也是几条独有的“风景线”。

我从上中学起喜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开始藏书。当时主要是买旧书。我的一位表叔在一家进步的出版社工作，也送我一些书。其中有鲁迅的小说和杂文的单行本，巴金的小说，曹禺的话剧，艾青、田间和何其芳的诗，还有一些翻译小说，满满地装了一个竹箱。可惜新中国成立初期，我这一竹箱的书被一位朋友（我的书寄放在他那儿）捐给图书馆了。

李致老伴在书架前留影

50年代中期，生活稍微安定，从零开始，我重新藏书。巴金老人送了我不少好书，包括《巴金文集》。我不抽烟喝酒，零用钱大多用来买书。在我三十岁生日时，母亲送了我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我的确在藏书上“先富起来”。

“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被抄了家，书也有所损失。以后到了“五七干校”，先过劳动关，谈不上读书，且无书可读。要读只能读“毛选”，而《毛泽东选集》我在“牛棚”时已通读了四遍，就活学活用“语录”算了。1969年秋，“副统帅”发布第一号紧急动员令，把老帅和许多干部赶出京城；连我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也被送到干校。随他而来的有三口简易木箱，全装的书。我不敢声张，只敢悄悄把《列宁选集》拿出来。心想许多人宣称自己是马列主义者，读点原著有利于辨别真假。我刚通读完第一卷，时逢年终鉴定，“革命群众”在提“希望”时，第一条就是希望我学习时要联系实际，多学毛主席著作。我不知为什么怕人学马列的原著。

凡藏书的人都爱护书，我当然不例外。

在干校的时候，突然传来“最高指示”，提倡读《红楼梦》。执行“最高指示”是讲雷厉风行的。我立即把书找出来，津津有味地阅读，仿佛跳出了枯燥沉闷的世界。福兮祸所伏，由此不少人知道我有书，纷纷来借。当时我已被“解放”，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他们不用怕划不清界限。凡被戴上“藏书家”这顶高帽子之时，按照“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我知道这些书可能遭受磨难了。因为借出的书，或被弄脏，或被折皱，或背陷胸凸，惨不忍睹。不过“最高指示”只提到《红楼梦》这一部书，豁出去了；其他书均属“封资修”，一律保密。有一位我信得过的同志，向我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半年后归还，不仅封底扯掉，书内加上许多批注，真使得我不知“怎么办”，后悔也迟了。

偶然读到明朝著名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其中有这样一段：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送走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这段话对我颇有启发。它只不过强调了借书要按时还，即“不敢稍逾约”，很多人便愿意借书给他，因此他能“遍观群书”。凡事都有一个如何调动对方积极性的问题。要借书，怎样才能使对方愿意借给你。我的经验一是爱护书，发现坏的地方把它补好，折角或有皱折的地方尽可能把它理平；二是按时还，如需延期，要先征得同意；三是绝不转借。如此，“人多以书假余”矣。我经常宣传宋濂和我的经验，也取得一定效果。

五岁的外孙齐齐，爱坐在书架底看看《讽刺与幽默》

尽管如此，我的书借出后仍常遭损坏。我有一位至亲好友，有学问、爱读书，常把我的书抓走一本，卷起来塞进裤袋，然后“出恭”去了。等他完成任务回来，书已面貌全非。我向他“抗议”，他竟“照会”说我是书的“奴隶”。至于我尚未过门的儿媳，有一次借书去看，不久悄悄把书放回原处。如此小心引起我警惕，经我检查，原来书上一大块蓝墨水印。按照区别对待的政策，吊销了她的“借书证”三个月，以观后效。

“书荒”时期，借书的人更多。鲁迅一般不借书给别人，不然宁肯买一本送人，但我的经济条件办不到。以后积累了一些办法：初次借书的人先借一般的书，看他对书的态度，再决定我的对策；少数既好又流行的书，买两本，一本收藏，一本借阅；凡借书要登记，以免大家忘记。1975年年春我生眼病住院，巴老寄给我大字本的《镜花缘》。其中有一段多九公对黑齿国风俗的描述，十分有趣：

多九公举步道：“老夫才去问问风俗，原来此地读书人虽多，书籍甚少。历年天朝虽有人贩卖，无如刚到君子、大人境内，就被二国买去。此地之书，大约都从彼二国以重价买的。至于古书，往往出了重价，亦不可得，惟访亲友家，如有此书，方能借来抄写。要求一书，真是种种费事。并且无论男妇，都是绝顶聪明，日读万言的不计其数，因此那书更不够他读了。本地向无盗贼，从不偷窃，就是遗金在地，也并无拾取之人。他们见了不义之财，叫作‘临财毋苟得’。就只有个毛病：若见得书籍，登时就把‘毋苟得’三字撇到九霄云外，不是借去不还，就是设法偷骗，那作贼的心肠也由不得自己了。所以此地把窃物之人叫作‘偷儿’，把偷书之人却叫作‘窃儿’，借物不还的叫作‘拐儿’，借书不还的叫作‘骗儿’。那藏书之家，见着这些窃儿、骗儿，莫不害怕，都将书籍深藏内室，非至亲好友，不能借观。家家如此。”

我这才明白，原来借书不还，古已有之。连文化很高、人“日读万言”的黑齿国也难免。我的思想似乎通顺一点。同时也从“将书籍深藏内室，非至亲好友，不能借观”中受到启发，我也可以采用。何况“至亲好友”对书的态度，先还要经过我观察测试。

各种政治运动，对藏书者也是威胁。破“四旧”是大扫荡，这不用说了。一会儿评法批儒，一会儿批“水浒”，无论当代现代甚至古代书籍，均难免灭顶之灾。为保存某些书籍，我刻了一个图章：“内部资料，供大批判”。现在看见盖有这几个字的书，不免好笑。然而这反映了历史，使人千万不要忘记那史无前例的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

李致右六个大书柜

我的工作经常变动，从重庆到成都，从成都到北京，再从北京回成都。日积月累，书逐渐多起来。装书的用具，也相应从竹箱到木箱，从书架到书柜。记得六十年代初，我的姨妹帮我买了一个书柜，我感到十分神气。

以后我和老伴再加朋友帮助，在北京抢购八个书架，也十分有趣。当时林彪已自我爆炸，过去他讲话最爱说突出一个什么字，引人反感。我们开玩笑地用他的语言来总结买书架的经验：等的时候要突出一个“忍”字，来货的时候要突出一个“抢”字，拉走的时候要突出一个“快”字。调回成都工作后，藏书大大增加。我老伴和我一样，喜欢读书。我为书包好封皮后，她就在背脊处写作者姓名和书名。有一次她出差北京，发现一种漂亮的有五格（一格可放两层书）的书柜，立即买了六个，并押运到火车站托运。这六个书柜真使我的屋子“蓬荜生辉”。可是尽管书柜书架并举，仍装不完书和期刊。只好让没住处的书随遇而安，或阳台，或窗边，或地上。几处工作过的地方（出版总社、省政协、省委宣传部）都有不少书。大书柜一格放两层书，找起来很不方便。这便是这次搬家爆发“革命”的原因。

与表弟濮存昕谈心，后为书柜的一角

当十八个书柜搬来的时候，工厂老板惊奇地说：“我还以为是哪一个机关做的，原来是你们家。”搬了新居，各家都在装饰，既是读书人，家有藏书不算穷，就突出书吧。经过整理，初步分了类。在文学类，许多作家签名赠书给我，有茅盾、叶圣陶、夏衍、阳翰笙、冯至、艾青、沙汀、艾芜、曹禺、陈白尘、邹狄帆、刘绍棠等等，可惜他们已经仙逝。其中曹禺的十几本剧本，是他1985年春在金牛宾馆跪在地毯上签的名。五本《沈从文选集》是沈先生半瘫痪后，他夫人张兆和把他扶起来签的字。他们的友情，令我刻骨铭心。看见《巴金全集》，想起巴老在1988年3月二日给我的信上说：“‘全集’你将来会有的，不用急。即使我突然去世，也会睁开眼喘着气吩咐送你一部‘全集’。”我的眼睛一下就润湿了。望着新书柜，我既高兴，又惆怅。现在书房的条件改善了，但我年近古稀，左眼几乎无视力，右眼又开始有白内障。不过沮丧也没有用，在保护眼睛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本着巴老在六十年前的教导，“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多读几本书吧。

1998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