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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人的组织部长怀念安法孝（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关心人的组织部长

——怀念安法孝

安法孝同志逝世后，我很悲痛。与作家高缨、诗人木斧相约，各写一篇怀念文章，但多次提笔都没有写下去。转眼快一年了，心里仍不平静。

我大概是在1971年初认识安法孝同志的。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五七”干校劳动。春节回成都探亲，随我的四姐去看望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热情、关心干部，爱读书、有知识。告辞的时候，他还要我们带些广柑给我母亲。

1973年夏，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到1976年10月之前这段时间，实际上是在混日子。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社的同志欢欣鼓舞，开始积极工作，但拨乱反正仍有一个过程。1977年我们出版了缅怀周总理的诗集《人民的怀念》，这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好书，却遭到主管部门的查问。理由是有些作者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实际上他们并无问题；以后知道，“问题”出在主管部门内部的矛盾，暂不细说。

安法孝20世纪80年代

让文艺工作者和出版界真正感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是在安法孝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的时候。宣传部出面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在金牛坝宾馆聚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安法孝同志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大家纷纷控诉了林彪、江青一伙对文艺界的迫害，要求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晚上则观看长期被禁演的川剧折子戏和“文革”前的优秀影片。文艺界的朋友一吐闷气，爆发出巨大的热情。

在安法孝同志的关怀下，四川出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尽管一年后，安法孝同志调任省委组织部长，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出版工作。1979年初，我从几个渠道得知，中央一个部门要调我去北京工作，内心很矛盾：既喜欢首都的工作条件，又不愿离开哺育我的故土。我去组织部找安法孝同志，汇报了我的想法。没隔几天，便得到他的亲笔信：

李致同志：

关于××部拟调你去工作的事，我和心源同志谈了，并谈了我的意见。他坚决不同意把你调走，今后要你在我省出版事业方面多起作用。

特告

敬礼！

安

1月5日晚

安法孝同志的信，代表了组织的关怀，我终于放弃了去北京的念头。对四川出版工作的成绩，安法孝同志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尽可能地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当时，全省（包括重庆）只有一家出版社，仅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人手显得紧张。有一次我去请示安法孝同志：可否增加一些编制？他说：“出版社是事业编制，如果工作需要，你们又有经费，可以适当增加工作人员。”川版书的质量和数量有进步，但书籍装帧设计的能力跟不上。我偶然发现了画家戴卫，他为一部长篇小说设计的封面和插图，很有水平，我们很想把他调到出版社。但他在西昌文化馆工作，据人事处讲，甘阿凉三州的干部暂时“冻结”，很难调出。我深知安法孝同志爱惜人才，便拿着戴卫设计的封面和插画，去请他鉴赏。

1994年，在安法孝家祝贺安法孝八十寿辰。右起：李致、方家祥、安法孝、王于（安法孝夫人）

“怎么样？”我问。

安法孝同志立即说：“很好嘛！”

我向安法孝同志汇报了我们的愿望和遇到的困难。他极为爽快地说：“你们写一个报告，我来批，个别出众的人才可以破例，不受限制。”

戴卫很快调到了出版社。他为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等全国著名作家诗人的书籍设计的封面，受到广泛的好评。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内刊《装帧》，为介绍戴卫出了专辑。目前戴卫是省诗书画院副院长。他一碰见我，爱开玩笑说我是他的“恩人”。每遇这个情况，我必须说明：“真正爱惜人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老组织部长安法孝同志。”

有一次，安法孝同志找我去，说打算把杨莆（即诗人木斧）调到出版社，征求我的意见。木斧和我，40年代同时开始发表创作。1955年因所谓“胡风问题”，他在成都挨批，我在重庆受审。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我们同在《红领巾》杂志社工作。他多次挨斗，我也因“包庇”他而被指责为“右倾”。对这样一个吃过苦头的好同志，我当然欢迎。他调到出版社以后，如鱼得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重新提笔写了许多好诗。木斧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安法孝同志对他的关心和安排，是分不开的。

1983年初，我到宣传部工作，安法孝同志则到了省委顾问委员会任常委、兼任省党校校长。尽管我们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但我仍经常到他办公室，请教、谈心，或请他看演出，会面总是很愉快的。1987年他离休以后，除了去他家看望他，还经常在街上遇见他散步。安法孝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生活艰苦朴素。我曾听省五医院林医生讲，安法孝同志爱逛书店，有一次去人民南路新华书店门市部，买了一大捆书，他没有要车，自己提着书上了公共汽车，不巧坐过了站，他又急又累，回家后发了心脏病。他患有糖尿病，引起心脏、肾、肺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他仍旧很关心人。这些年，我写了一些散文和杂文，凡在省内报刊上发表的，他几乎都读过。每次碰见他，他总爱说看见我写的某篇文章，并说一些鼓励的话。我因为长期没有提笔，有时对自己写作能力不免产生怀疑。他的鼓励使我增强信心。有一次他说：

“我看了你写的不少散文，最好出一个集子。”

正好出版社的杨字心同志，对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开始我很犹豫，听了安法孝同志的意见，终于“豁”了出去，出版了散文集《往事》。当我把书送到他手里时，他显得很高兴。

安法孝同志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经常从林医生那儿得知他的病情。如果遇到他住院，我总要挤时间去看望他。以后，林医生悄悄告诉我，安部长的病多，吃的药往往互相制约，随时可能出现险情。我听了很难受。明知任何人都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但我总不愿好人、好党员、好领导早逝。去年4月，他在省五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院，我常去看他。有一天，他精神很好，高谈阔论，声音洪亮，护士长以为发生什么问题，跑来看望，原来是安部长在和我聊天。我颇为高兴地离开病房，谁知这却是诀别……

向安法孝同志遗体告别的那天，殡仪馆拥挤不堪，估计有上千人。有解放时南下的战友，有过去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大家都来悼念这位受人尊敬的老组织部长。我深信前来送别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感受，相同的是脸上的泪水。这些泪水，表达了对安法孝同志真挚的情感。

199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