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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再倾积愫怀念曹禺（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何日再倾积愫

——怀念曹禺

清理信件，发现一大沓曹禺给我的信。绝大部分是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写的，共三十八封。怀着极大的兴趣，我认真细读了一遍，许多往事又出现在眼前。

1983年秋，曹禺（右）与李致摄于北京

我是受“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影响成长的。从中学时代起，我最崇拜鲁迅、巴金和曹禺。曹禺所有的剧本我都读过，凡演出他的戏我非看不可。当时钱很少，买一张价格最低的票，站在戏台旁边看。有一次在沙利文剧场看演《原野》，几个国民党军人老说话，我干涉他们，差一点挨打。我从不会背书，但曹禺的戏却能大段大段地背出。我写过读《北京人》的心得，受到卢剑波老师的称赞。朗诵曹禺的剧本，许多感人的情节和优美的台词，常使我流出眼泪。学张逸生演《日出》的乔治·张和《北京人》的江泰，成了我受欢迎的“保留节目”。

第一次见到曹禺，是在1964年暑期。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曹禺是巴金的挚友。巴金的女儿小林来北京，住在曹禺家。曹禺带她来看我，并邀我一起出去玩。小林是我的堂妹，她叫曹禺为万叔叔，我理所当然也这样叫。当我们在台基厂大街的国际俱乐部喝冷饮时，我向万叔叔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之情。以后我曾到铁狮子胡同看望过万叔叔。我从辽宁省参加“四清”归来不久就开始了“文革”，只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在剧院看大门。

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我在庐山参加全国少儿读物座谈会，读完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曹禺新作《王昭君》，激动不已。王昭君的一段独白，我至今记得：

我淡淡装，

天然样，

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

我款款地行，

我从容地走，

把定前程，

我一人敢承当。

怕什么，

难道皇帝不也是要百姓供养。

我满怀激情赶到北京，在三里屯宿舍找到万叔叔。劫后重逢，热烈拥抱，该有多少话相互倾诉。不过我开门见山，很快提出要出版《王昭君》。我把四川出版的《周总理诗十七首》和郭沫若、巴金的新著给万叔叔看，这些书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首先吸引了他。正如以后他写信所说：“作者可以欣赏一下自己的东西装潢在美丽、高雅的版本里。”我还表示可以在三个月内出书。万叔叔立即表示同意。

巴老得知我们要出版《王昭君》，既为我们高兴，又多次叮咛要把书出好。也有人指责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不该出曹禺这类大师的名著。我意识到这是出版界的一场变革和竞争，决心把书出好来回答关怀和指责。我和社长崔之富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参与编辑出版的同志一起，终于在齐稿后三个月内把《王昭君》的精装本送到万叔叔手中。万叔叔立即回信：

李致同志：

《王昭君》新本收到，此书印得十分精致，见到的都一致说“好”。这要感谢组织工作者，印刷工人师傅、校对、设计、插图艺术家，以及所有的工作者们。这样迅速刊印出来，足见你社工作效率高，团结合作好。李致同志，你的话确是算数的。

曹禺

3月24日

《王昭君》，曹禺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后来，万叔叔还在给我赠书扉页题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