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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棠我非常想念您（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绍棠，我非常想念您

刘绍棠，十六岁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写出了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并被教育家叶圣陶选入高中语文教科书第三册。许多人称赞他，誉他为“神童”。我长期做青年工作，又喜欢文学，当然知道他。没料到他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报纸上的称誉一下变成批判。从此刘绍棠声消名匿。

人生难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灾难，问题在于如何对待。最近看到刘绍棠在1958年2月28日给他的好友许尚开的信：“我庄严地对你说，我的心，我的灵魂，还留在党内，我要做一个名亡实存的共产党员。”这就是绍棠当时的态度。

粉碎“四人帮”以后，绍棠的冤案得到改正。1980年第3期《十月》杂志，以突出的位置发表了绍棠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绍棠坚持走乡土文学之路，再次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文艺编辑室正在为有成就的中年作家编一套“当代作家自选集”，绍棠便被列入我们约稿的作家之一。

我认识绍棠，是在1984年。当时我已调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我和绍棠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同在一个小组。小组长一个一个地介绍小组成员时，称我为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突然有一个大胖子插话说：“主要是出版家！”轮到介绍他时，我才知道这个大胖子是刘绍棠。

1986年，刘绍棠（右）与李致在全国书展

心有灵犀，我们一见如故，好似老朋友。

当绍棠知道我曾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有幸和耀邦同志被关进同一“牛棚”时，耀邦同志便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绍棠充满深情地谈到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非常关心我。我开始发表小说，耀邦同志多次找我谈思想、谈创作，教我做人和作文。我的小说集《青枝绿叶》的第二本样书，就呈赠给耀邦同志。他很喜欢这本书，但也指出缺点，说为了体现党的领导，便写了党支部书记，讲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败笔。

——我二十岁结婚，是耀邦同志促成的。他怕我小有虚名而把握不住自己，拈花惹草，说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

——我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耀邦同志在团中央找我谈话。他问我为什么犯错误？我把别人批判我的大帽子戴在头上，说“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泥坑，大反社会主义”。他说，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还鼓励我好好思想改造，重新站起来，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二十年后，耀邦同志主管平反冤假错案，我写信给他，他叫我去谈话。一见面他就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我也给绍棠讲了一些耀邦同志的情况。我说，“文革”中，“造反派”揭发耀邦的“罪行”，有一条就是“包庇大右派刘绍棠”。绍棠听了，哈哈大笑。

这是会外的情况。小组会上，绍棠也是积极分子，一到冷场他就发言，海阔天空，妙语连珠。他讲“二为”方向，讲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讲乡土文学，讲深入生活，反对背离“二为”方向和崇洋媚外。我听来，他的主要观点都是正确的。不过，当时文艺界有不少分歧，有人说绍棠“僵化保守极左”等，连他在这次小组会上的发言也受到指责。

“大众小说丛书”之一《媒婆世家》，马识途、刘绍棠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努力为作家服务，从没有介入文艺界的争论，与众多的作家关系良好。凡听到有人指责绍棠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就主动说明真相。一些朋友听了我的解释，也相信。以后在另一次聚会上，绍棠告诉我他知道我为他澄清事实，紧握着我的手，流露了真诚的感谢。大概怕我担心，绍棠在1985年4月7日给我的信中说：“弟于上月以得票第二位当选为北京人大常委会委员。此非对兄‘夸官’，而是让兄知道弟在北京的人缘儿。弟当珍重。”

绍棠十三岁“顶着高粱花走上文坛”，一生从事乡土文学，是大运河的好儿子。马识途同志也是从事大众文学的。我与四川文艺出版社商量，拟出版“大众小说”丛书，聘请马识途、刘绍棠作主编。马老和绍棠都乐于承担。绍棠把他的《春草与狼烟》列为“丛书”之一。遗憾的是有关编辑竟要绍棠为该书拉印数，使绍棠很不高兴，写信给我：

李致兄：你好！

两次与马识途同志会面，知道了你的一些想法，但是目前我与四川文艺出版社发生了一些困难。

我的《春草与狼烟》作为“中国大众小说丛书”之一种，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本应在5月23日出书，以纪念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成立一周年和《讲话》四十六周年。接×××来信，此书只征订了一万册，所以尚未开印。他希望我拉些订数，以便尽快开印。

我大为惊诧，极不愉快。所有出版我的书的出版社，都是甘愿赔钱的，没有一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精装书，一个是四千四百册，一个是一万六千册，赔钱也不惜工本。×××想赚钱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我提出此种要求，似乎过分。因此我给他回信表示，此书不出，我绝不拉订数，这太使我丢脸。

……

我准备坐十年冷板凳，你看一看我4月21日在《光明日报》的文章。

握手！

绍棠

85年5月9日

我当时兼任四川省出版总社社长，与四川文艺出版社一起，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绍棠消了气，继续支持四川文艺出版社。几年后，他又为大型文学刊物《峨眉》创刊号提供了一个中篇小说，但文艺出版社长期不给稿费。绍棠写信告诉我，作家王火主动帮忙催促，才得到解决，此系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