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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婚礼（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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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婚礼

2001年5月

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我们一有机会就谈论U形底部的神秘转换经历，特别是在集体中发生的转换。

一天在枫树街会面时，奥托讲起几年来他和同事乌苏拉·维尔斯蒂根（UrsulaVersteegen）在德国法兰克福北部美因河地区做的医疗卫生项目。这个地区有30万人口，其医疗卫生服务是在德国政府卫生部监督下由多样化的私营卫生机构提供的。乌苏拉和奥托的合作对象是一个医生网络，他们想通过创新来改进急诊服务质量。和世界各地的卫生行业一样，这个网络也承受着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巨大压力，但在这些难题和障碍背后，则是更深层的问题：他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只是“修补病人”吗？还是真正关心人们的身心与情感健康？在今天这个紧张忙碌、充满压力的世界里，这还有可能吗？

***

“在项目的第一阶段，我们采访了130多名病人和医生，主要聚焦在医患关系问题上。”奥托回忆说，“然后我们邀请被访者来参加一次周末研讨会，对采访结果进行讨论。研讨会在当地首府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里举行，参加者接近100人。

“我们把采访结果分成比较容易让医生和病人理解的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医患关系就是简单的交易型关系。如果我是一个需要接受外科治疗的病人，医生就像是一位机械师，修补我的外伤破损处。所以，比如一位受访者说，‘我是带着故障问题来的，那他就必须解除我的故障问题。我的角色是我想要获得帮助，而我的医生的角色是提供这个帮助’。

“第二个层次是一种不同的关系：聚焦点不仅在故障问题，而且还包括它与行为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不一样了，因为我作为病人，必须改变我的行为。比如，医生会给我一个节食方案，或者一个‘能做’和‘不能做’的列单。一位病人问：‘非要有药物治疗吗？’不是，对我来说不是。我希望得到的建议是：这和你的态度关系很大——你必须改变你的行为，必须对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更深的第三个层次上，医生可能会帮助病人反思：为什么病人会有那样的行为？在这个层次上，医生像是教练，帮助病人建立反思的氛围，以检查病人行为背后的观念假设。另一位病人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把生命当成礼物，那你就会生病——然后你就会因病被迫进行反思’。许多人都告诉我们，‘是啊，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生命的重要，只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在几个案例中，我们还看到了第四个层次的关系。开始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关系。它好像是关于‘我，作为病人，到底是谁？作为人，我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在这个层次上，真正的变化可能是要求放下旧的认同感，并进入新的认同。这个层次的医患关系是相互影响并相互产生脆弱性，双方都会以开放的心态去发现自我。比如，有一位病人说，‘我这个人从来不生病。但后来突然得了癌症。我曾经到哪儿都很活跃，爱和大家娱乐，也努力工作，参加各种工作小组和委员会，并且忽视自己生病的事实。直到56岁我才学会说“不，我得推掉这个活动”。在那以前，我一有机会总是会参加各种活动。我总是能支撑这些忙碌运转。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会在健康走下坡路和生病时失去自己的认同感。现在我不再关心我的未来了。对我来说只有今天才是重要的，就是当下、现在’。一位医生说，‘有时候我真感到自己做出了贡献。但这不是在我仅提供处方或修补什么毛病的时候，而是在高质量的对话中，我和病人都看到某种真正新的东西，真正有康复力特质的东西’。

“在那次周末研讨会上，我们把病人分成小组，以讨论这些层次对他们的意义。然后我们给他们一些颜色标签，请他们把红色标签贴在他们个人经历过的现行系统中的医患关系层次，再把绿标签贴在他们想看到的关系层次。投票结果是：95%以上的红标签都在第一和第二层次上，而95%以上的绿标签都在第三和第四层次上。这个结果显现出来时，房间里变得非常沉静。

“我们跟大家说，作为病人和医生，几乎所有人似乎都希望看到一样的情况，即在第三和第四层次上的关系，然而他们集体的行为结果却是第一和第二层次。‘但是，’我们告诉他们，‘系统不是外部的东西——你们就是系统，系统是你们促成的。’

“这时，房间中央有一位先生站起身来。他就是那里的市长。他说他在市政府里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他们做的都是在第一和第二层次上的事，即用反应式的应急方法修补故障，他们无法把政治管理推向第三和第四层次。

“市长坐下以后，一位女士站了起来。她说她是学校里的教师，而那里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她说他们所做的都是在第一和第二层次上组织学生学习，‘把死知识灌输到空木桶里’。他们无法激发学生的深层次的觉知，无法开发学生对自己是谁的觉悟意识。在这些深层次上的教育不是把空桶灌满，而应是‘点燃火种’。

“再后来，一位农场主站起来说，农业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做的就是把化肥填入土壤，修复我们认为缺乏的土壤养分，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产量。’他说到整个常规农业的模式和心态，是用工业时代机器输入输出的生产观念对待土壤而产生的结果。‘对土地没有深入的理解，对和土地打交道并提高土壤质量的需要，没有深入的理解。但土地是活的东西：它有自己的生命。’他问道，我们如何才能让人们和土地共同创造我们需要的食物，而这在今天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不把农场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是一个生态体系，而把它看成是第一和第二层次的机器。’他陈述道。

“这就是那天上午整个会议的讨论。一个接一个的发言，逐步形成一种巨大的集体心态的重塑——不仅是对个人，还对整个社群。”

奥托停下来。

“奥托，”彼得说，“你描述会议小组看到那些红绿标签的时候，我几乎能感觉到你故事里下一步会发生的事。我最熟悉的情况就是你所说的房间里的沉静。然后，当大家一个接一个发言时，我几乎能感觉到一种场在形成，它凝聚了每一个人的能量，还有所有的问题，并且逐渐显现了其深层生成力源头的作用。”

“我喜欢你的形容，”奥托回答道，“即在这类场合中，你感觉到有一种场在聚集每个人的能量。那正是罗施所说的‘自我觉知的场’在‘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演化’。那个房间里很显然发生了某种转变。很难准确地说究竟是什么，毕竟‘只有’100人参加了会议，但你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更大的系统在当下呈现了。”

彼得点头赞同：“而那个更大的系统其实包含着许多人类历史。这种新觉知的包容性会让人惊异。它远远超越了卫生系统。大家站起来发言的时候，基本上回溯了社会各类系统的历史。大家先谈到卫生系统，那相对近一些，然后就谈及存在时间更为长远的政府和教育系统，最后是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发明，即食物生产系统。那种在第一和第二层次运行的根本模式，不仅出现在当前卫生系统的各个层面，而且出现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大多数领域。在讨论改善特定的医患关系这样非常具体直接的问题时，这种‘事情的整体’竟然魔术般地出现了，这让我感到惊异。这肯定就是歌德所说的：整体‘在局部中当下体悟自身’，并使深层模式通过‘具体的细节’而自动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