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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六章 任重道远（第3页）

此外，明清间的传教士还翻译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充当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批文化使者。

据载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是罗明坚用西班牙文译的《明心宝鉴》。

其他传教士如利玛窦曾用拉丁文译中国四书，郭纳爵（ignalidesta，葡萄牙人，1634年来华）和殷巴铎（prospertorcetta，意大利人，1659年来华）用拉丁文合译《论语》、《大学》、各为《中国的智慧》;殷世铎译《中庸》，称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柏应理译《中国之哲学家孔子》;卫方济译以拉丁文译《四书》、《孝经》、《幼学》;金尼阁于天启六年（1626年）译五经为拉丁文，出版了我国经典的最早西泽木。

此外，传教士宋君荣还曾译《诗经》、《书经》、《易经》等等。

他们的实践为后来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提供了榜样，为中国翻译史奠定了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新范式。

来华传教士还根据他们的翻译实践，对翻译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见解，就翻译技巧而言，为了忠实于原文，勿宁说他们对典籍内容理解不足，多采用直译方法，例如卫方济（franisnoel，比利时人）采用直译法译《四书》、《孝经》等，连书名也不例外。

译《大学》为《成年之人学》，译《中庸》为《不变之中道》、《古新圣经》评序中谈到:“翻译《圣经》的人，虞诚敬慎，惟恐背离《圣经》本意，《圣经》大道即错乱了，那翻译的名士也知道各国有各国文理的说法。

他们不按各国本国文章的文法，完全按着《圣经》的本文之意，不图悦人，惟图保留存《圣经》的中文文意，自古以来，圣贤既然都是这样行，我亦效法而行，共总紧要的是道理，贵重的是道理，至于说的体面，文法奇妙，与人真正善处有何裨益”，他一方面强调完全按照“本文文意”的直译法，另一方面在翻译中又添加了不少补充文字与诠释。

里雅各（jaslegg）认识到语言和翻译是传教不可缺少的工具，曾用直译法译《论语》中的人名、地名、文化词等等，法国传教工贺清泰虽然在被丰鸿铭讽为“穿着清朝服装的英国人”。

他们的翻译目的非常明确，天主教史学者徐宗泽谈利类思译《司铎日课》时，指出:“原利子之译《司铎日课》，盖欲力培植中华本籍禅职班;即因中华外教人之众多，传教级有大宗之中国禅夫;而欲达到此目的，非多选起品学兼优之壮年学者不可;“是以利玛窦等寻求与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合作。

对于翻译的语言差异以及语言的处理，传教士讨论翻译最多的是译事之难。

1614年，庞迪峨在与徐光启合译的《七克》序中说:“中华语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习学，重似童蒙;近稍晓其大略，得接讲论”。

万历丁末（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作序中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肖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此外，他还讨论了与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稿”。

利类思在1654年为其所译《超性学要》写的序文中写到:“自惭才智庸陋，下笔维艰，兼之文以地殊，言以数限，反复商求，增加新经，勉完第一支数卷，然犹未敢必其尽当于原文也”。

是以传教士的翻译离不开华土的参与，而且经常需要他们的“润笔”。

对于译文的信达问题以及译文问题，传教士们也多有触论。

1627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在著译《圣人行实》所作序中说:“末学菲陋，并期裨益同志，敢取圣人行实，择其尤著者，译叙成中失。言之不文，趣易通耳。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

1633年罗雅各为其《哀矜行诠》写的序言中也说:“中西音阻，辞未达意，朴陋寡文，所不能免。”

艾儒略在《万日略经说》中讲:“会撮要略，粗达言义。言之无文，理可长思，令人心会身体。虽不至陨越经旨，然未敢去译经也”。

可见，此时传教士们还停留在译经的第一个阶段“达意”、“传实”，而不追求文字之装饰。

1733年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等人出版天主教理论著作《盛世刍荛》，后人评“俗而雅，浅而显，说理畅达，是一部语体文之好书”。

该书卷首《仁爱引言》中指出“所虑理有精微，辞多华藻。若欲得心应口，必须俗语常言。此《刍荛》之所由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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