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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1页）

关于杨朱的材料虽然很少，但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确定，他是个隐士。

春秋时代，旧的贵族封建体制日趋崩解；战国时代，新的官僚专制体制逐渐成型。则春秋战国之交的这一段正是旧体制风烛残年，新体制蹒跚学步的时候。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体制什么时候最缺乏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

体制弱，民间的空间自然也就大。墨者这样的组织，实力如此强劲，姿态如此高调，竟能与政府和平共处，甚至以平等的方式彼此合作，就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氛围。放到后世，墨者要么沦为地下党、黑社会，要么就干脆扯旗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与世无争的隐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必要，也没能力非把这样的人纳入轨道不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隐士。和后世的隐士相比，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真隐士，真心觉得政治黑暗，不想当官，没有以退为进，打&ldo;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rdo;的算盘。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操行如冰雪。有两点背景应该交代一下。

第一，据《论语》的描写，隐士们都是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种地。正如墨子所说，各国的普遍状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换个角度看，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而随着铁器、牛耕、粪肥等新的生产技术采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长也加快了。当时，各国虽然都开始搞新的税收制度，但落实得大概还很不到位。隐士们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开辟新土地（孔子总是在迷路的时候和他们相遇），税一时也还未必收得到他们头上。所以，当隐士的小日子，大概还是过得蛮滋润的，荷蓧丈人款待子路的那顿晚饭，饭菜就很不错。

第二，是当时体制里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大夫的儿子都可以有士的身份，士的身份又是可以世袭的，代代相传的结果就是士人数量越来越多。按照老规矩，政府是要给这些士人提供工作岗位的（所以做官叫&ldo;出仕&rdo;）。而旧的政治体系又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现在你不奔着政府来要官做，相反，主动跑到荒野里隐起来，等于是为体制缓解就业压力，当权派对此欢迎得很。而且旧观念的影响仍然很大，出身卑微的士，居官任职的机会就算给你了，总体上待遇并不好。正如待价东山，沽名钓誉的行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隐士还想不到；&ldo;某某不出，如苍生何&rdo;的炒作，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也听不懂。

所以，这个年头居庙堂未必觉其高，处江湖未必觉其远。选择当隐士，就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大概也不吃亏。但人生在世，总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点意义。孔子对隐士当然都很尊敬，简直有点热脸贴冷屁股似的想凑上去和人家交谈。但孔子也曾发表过议论说，不想当官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对这类指责，隐士们当然会有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冲动。最初的杨朱理论，大概就是这种冲动的精华。

但到了战国中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的体制，在这个时代已经基本确立。标志性事件，就是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国家变革，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远非封建体制所能梦见。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

第一，当隐士的难度比原来大得多。你死了老婆，出了城，敲着瓦盆还唱着歌，结果一句&ldo;凤兮凤兮……&rdo;歌声未落，突然就被官兵给抓了，真是一点保障也没有。长沮、桀溺身强力壮，可以披坚执锐，肝脑涂地；荷蓧丈人虽然年老力衰，也可以去修长城，罢转漕，填沟壑。不当官也不用服徭役，当然是好日子；但要么当官，要么就去服徭役，你选择哪个？

第二，当官的诱惑确实也比原来大很多。因为变法后政府的汲取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手头掌握的资源极丰富。而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对普通人民，君主们固然驱之如犬羊；对真正用得着的人才，他们可也真是求之如不及，绝不吝啬爵位和俸禄。所以，即使政府不采取强迫手段，憋不住想出山的隐士也不会少。骂几句统治者混蛋，然后换一份同样收入的工作，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容易；但要是只有衙门里工资最高呢？想想现在有多少忍辱负重的公务员吧。

在秦国，商鞅深信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散落在机器之外的，就应该被机器碾得粉碎。新法就像饥渴难耐的大斧，向社会闲杂人等排头砍去。秦国本来文化落后，隐士也不会多，所以很快就被灭杀了。

但在变革不大彻底，又注重形象工程的齐国，隐士们的处境反而尴尬。隐居的空间仍然有，这种生活的清高与自由，确实让人留恋；但又难免羡慕出仕做官的实利和风光，真真是进退两难。

不得不说，齐王真是非常贴心，居然专门给此类隐士，安排了一个去处。

那就是稷下学宫。

稷下是齐国首都临淄的一个城门名字，稷下学宫是齐王在这里办的社会科学院。在稷下当学士，可以得到上大夫的职称和待遇，但不用从事行政工作，发发议论就可以了。所以仍然算体制外人士。

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士据说是有七十六人。这些人，今天我们还多少了解点情况的，普遍都有个特点，就是要表白自己不爱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