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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历经斧斤不老松

——记马识途

这棵“历经斧斤不老松”，是马识途同志。他是老革命，又是老作家。他一生经历许多危难和坎坷，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是一个硬骨头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共产党员。《马识途文集》充分反映了他的精神和历程。我与马老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交往，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十年前，上海一家文学刊物曾约我写马老，我反复构思并多次和马老交谈，却一直没有动笔。最近，因为视力严重衰退，怕有“万一”，失去倾诉自己感情的机会。我在电脑上用二号黑体字，记下了这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戴土耳其帽的英文教员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它是一所教会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长期担任校长，学校有很浓的民主自由空气。

1946年底，地下党员贾唯英（我叫她贾姐姐）告诉我，有一个叫马谦和的先生要到华西协中（简称协中）教英文。贾姐姐说他政治上很好，要我关心和支持他。

我和马先生见过一面，但没交谈。马先生身材魁梧，头戴土耳其帽，身穿中式长袍。至于见面的地点，五十年后回忆：我记得是在贾姐姐家里，马先生记得是在云从龙家里。云从龙是加拿大友人，一贯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马先生是云从龙介绍去协中教书的。可能我和马先生见过两次面，各自记住了印象深的那一次。

1947年初，我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后任校长暗中“开除”。云从龙曾努力与校长商谈，让我继续在校读书，但未成功。我就此离开学校，失去与马先生接触的机会。

爱护青年的组织部部长

成都解放前夕，我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在解放军进城的前一两天，我得到通知去暑袜南街开会。一到会场便见到身穿军装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王宇光（又名王煜）、贾唯英、彭塞等同志，还有马谦和先生。王宇光介绍马先生时说：“这位是老马，马识途，老马识途，我们川康特委的副书记。”会上主要布置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工作。会后，我握着马先生的手，他说：“我记得你！”地下党没有官气，称呼也随意，我与其他同志一样，长期叫他老马。他对我直呼其名，叫我爱人为小丁。

组织上分配工作，我和丁秀涓都分到青年团成都市工委。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约一个月，我、丁秀涓、赖均奎、范今一等几位地下党同志，住在丁秀涓的伯父丁次鹤家。丁次鹤是银行家，与刘文辉的私人关系好，曾任西康驻蓉办事处处长，帮助过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同志。成都解放后，丁次鹤的住宅被征用。丁次鹤当时在重庆，来信托丁秀涓代他把住宅捐给人民政府。丁次鹤无政治问题，捐住宅也是好事，何况我们在这儿住过，也该有个了结。我陪着丁秀涓去找有关单位。没想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听完我们的陈述后，竟把我们当成住宅的主人，也就是“资产阶级”，声色俱厉地横加训斥，好像我们是“阶级敌人”。我们一再解释，因为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现在丁次鹤愿意捐献住宅，这并没有问题。该同志抓住我说“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这句话，说地下党没有公开，质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识途。谈话陷入僵局，不欢而散。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困惑和委屈。我们是青年学生，从《延安1月》等进步书籍中，得知解放军爱民的许多动人事迹。1945年我积极推销过《延安一月》这本书。如今解放了，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时贺龙将军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而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同志却是这样的遭遇。我和丁秀涓很快去区党委组织部找马识途部长，叫声“老马”，把一肚子的委屈向他倾诉，想在他面前讨个公道。老马耐心地听完，没有责备我们，这使我们得到某种安慰。

不过，老马犹豫一阵，说了一句：“你们怎么不知道避嫌疑？”

我们丝毫不理解老马这话的含义，内心也不同意。心想那位解放军同志训斥的幸好是我们，我们是自己人，可以不介意；如果这样对老百姓，一定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那时年轻，觉得自己没错，不背包袱。刚解放，我们被很多新鲜事物吸引着，淡忘了这件事。

地下党员会师时，马老曾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示：若因工作有债务，组织上可以解决。解放前大约三个月，我们曾向一位“地下社”（类似现在共青团组织）社员借过十两黄金：一两黄金买了一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九两黄金以备急用，但实际没用。可是在成都解放前几天，先有人在丁次鹤家“查户口”，半小时后有几名持枪的彪形大汉，借查烟毒为名，把我们暂住在丁家的几个人，也就是我、赖均奎和范今一（后两人均系燕京大学学生）关在一间小屋里，押着丁秀涓在屋里搜查，抢走了收音机、九两黄金和丁秀涓的手表。我向老马汇报此事，他表示可以解决，不久即给了我相同价值的人民币还债。老马无意中说了一句：“有人说快解放了，地主子女借钱给你们，是为了转移财产。但钱是你们主动借的，借钱还钱，要讲信用。”看来，还债的事可能受到质疑，但老马坚持地下党要讲信用。这种信守承诺的精神，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尽管老区来的同志与地下党的同志会了师，但来自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却有一个相互理解和磨合的过程。当时，团市工委有个别从老区来的领导，看不惯我们这批由地下转为地上的学生干部，认为这批人“活蹦乱跳”，“没上没下”，其中李致最难“打整”，打算调我去外地工作。我产生逆反心理，大闹情绪，因为我在重庆工作过两年，坚决要求调回重庆。老马多次耐心说服我，我听不进去，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老马为“照顾”我的情绪，最后迁就了我。那时我十分幼稚，如果老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训我，我可能真会犯错误。现在想来，我非常内疚，更十分感激老马。以后我长期做青年工作，老马的言传身教，使我知道对青年的某些一时的偏激行为，应该耐心细致地教育，千万不要简单粗暴。

几年后，成渝铁路通车，我回成都探亲，听说组织部另一位副部长曾把我作为“典型”，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还偶然听说那位为捐赠房子对我们严加训斥的解放军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因别的事犯了错误，被打成“反党”分子，调离原单位。事隔半个世纪，不知他是否健在？但愿已为他“平反”。

“可用不可信”

1957年底，我从重庆调回成都，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总编辑。我爱人原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为照顾夫妻关系，她被调回成都，拟分配在金堂钢铁厂工作。重庆到成都只需乘一晚上的火车，金堂到成都虽然近，但交通很不方便。这种“照顾”等于不照顾。

我除了向团省委领导反映外，也想找地下党老领导帮忙。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之际，贾唯英在重庆被错划为右派，王宇光受到牵连。在成都的彭塞，也因他说某领导是“小斯大林”而受审查。我去找时任省城市建设厅厅长的马识途。老马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对我的要求却爱莫能助。我隐约感到：省的某主要领导对原地下党同志有歧视，老马首当其冲。我没有为难他。

几十年后才知道，原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老马被调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以他“不宜搞组织工作”为由调省城市建设厅。当时，没有产业工人，只有城市贫民。没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原有的著名工程师是被关押着的。经省委书记陈钢同意，弄出来几个工程师，起了作用。但有人说老马启用“坏人”，反右时因老马保护知识分子，又说他“包庇”右派。

不少问题困扰着老马。老马有看法又不敢说，怕出“立场”问题。那时经常强调要过好“社会主义关”。老马说：“这个社会主义关，真不知如何过？似乎关公、张飞像过去的门神一样，手拿大刀站在关外，谁也不能轻易过去。”

省委一位书记告诉老马，省的“一把手”对老马的态度是：“可用不可信。”我分析：可用，指老马能力强，能打开局面，做出成绩；不可信，则反映了省的“一把手”对地下党同志的歧视，有些工作只让老马担当副职，“监督”使用。

《清江壮歌》

1960年年，我因眼病在四川省医院住院治疗，约半年时间。一天，偶然发现老马也住在眼科的病房。

他不是眼病，而是腿疾。因为干部病房无床位，临时借住一间眼科病房。老马虽是治病，多数时候却在创作。这之前，他已发表《找红军》《老三姐》《接关系》《最有办法的人》等著名的短篇小说，引起许多读者和老作家、老编辑的注意，被他们“抓”住不放，用老马的话来说，他从此被“拉入”文坛。

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趁老马休息之际，我常去病房探望。

老马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1941年1月，老马的妻子刘惠馨，在鄂西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关进监狱。当年11月她英勇就义，随她在狱中的不满一岁的女儿被一位工人收养。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老马终于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并在北京团聚。鉴于女儿是工人抚养成人的，老马不让女儿改姓马，仍与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侍奉养父养母。这便是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催人泪下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我深为这个故事感动。我长期在共青团工作，每在一个地方总喜欢与青年人打成一片，在省医院也不例外。我先把老马的故事讲给几个青年医生和护士听，他们也很感动，于是住院部团总支举行了一次活动，请老马讲他的这段经历。我看见不少人在听讲时两眼饱含热泪。

老马在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地下党在几个地区的领导人，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敌特追捕的重要对象。老马改名换姓，从事各种职业，装扮成各种人物，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他领导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迎来新中国的成立。正如老马所说：“我所经历的危险，只有用九死一生才能形容，然而我处之泰然。因为我们把‘相信胜利，准备牺牲’作为我们的信条。虽然我们不时要为我们同志的被捕和牺牲而痛哭哀悼，却也常常为我们斗争的胜利而欢唱。人生能得几回搏？我曾享受过许多次搏斗的欢乐，也就不虚此一生了。”

老马长期在白区与敌人做斗争，充满传奇故事。他的创作，源于他的革命经历。老马多次说：“我不一定是作家，但我是革命家，我写的是革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