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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第3页）

这次谈话只有我们两人。耀邦同志主动对我说：“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

“中央文革”曾指责团中央“修透了”，但我和许多同志并不这样看。我把耀邦同志这一次谈话当成在我共青团“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的讲话。

我调回四川以后，没有机会和耀邦同志联系。我为他复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感到高兴，又为他再一次被打倒感到难受。担任过耀邦同志秘书的戴云同志，当时在四机部工作，多次出差成都。我与他是“牛棚”中的患难之交，从他那儿能听到一些耀邦同志的消息。我曾经希望戴云劝劝耀邦同志，有些事少管、少表态。戴云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这也不管，那也不表态，胡耀邦就不是胡耀邦了！”

我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从心底愿意耀邦同志永远保持他的本色。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他组织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些好书。我知道耀邦同志喜欢读书，不时选寄几本给他。不久得到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给我写的回信：

你两次给耀邦同志寄的书都收到了。耀邦同志让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

既然欢迎“来家说话”，以后我到北京总想去看望耀邦同志。017有时约戴云一起去，有时单独去。不过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去又怕打扰他。好在如果他有空，他就把我当成“送货上门”的调查研究对象。问工农业生产情况，了解某个人表现，征询某些问题的意见。既接见了我，又不浪费时间。他的问题，有的我能够回答，有的无法回答（如工农业生产情况），因此我也不敢多去看他，怕“考不及格”。

有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他问到老团干部廖伯康的情况。我说：“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但他工作的干劲一直很大。”

“这就好嘛！”耀邦同志赞许地说，“干部就是要干，不好好干算什么干部？”接着又问我，“你认为现在干部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仅按自己平常的感觉回答：“前一段主要在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出来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有些干部出来工作以后，想自己的问题（如职务、住房、子女安排等）过多，缺少干劲和奉献精神。”

“你说得对，有这个问题！”耀邦同志说。

另一次，我和戴云、丁磐石（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一起去看耀邦同志。那时他已到中组部工作，很忙。我们按时（大约在晚上八时半）到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正在审批文件。稍等了一会儿，耀邦同志放下笔，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握手，并问：“今天谈点什么？”

谁也没有回答，耀邦同志自己讲起来。主要是说我们党成立以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却受到许多的干扰，特别是“十年浩劫”。这是很大的教训。现在思想明确了，得好好地干几十年。

“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耀邦同志说，不无遗憾。他望了望我们三人，对戴云和磐石说，“你们两人也可能看不见了。”然后对着我说，“李致，你年轻一点，有可能看得见。”其实我们三人的年纪差不多，不知哪一点使他产生了错觉。

“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干。”耀邦同志说，“我到中组部以后，连桥牌都没有打过了。”我们都知道耀邦同志过去爱打桥牌。

直到耀邦同志的秘书来提醒，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写到这里，我不禁怀念起戴云，他不幸在1980年逝世，年仅五十三岁。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宣部工作。闭幕式结束那天晚上，耀邦同志在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们纷纷去向他敬酒，我也是其中之一。当他发现我的时候，对我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搞‘宫廷文学’。”

我完全不知道耀邦同志所说的意思，但当时人多，不便交谈。茶话会结束后，立即赶到耀邦同志家里。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说没有理解他刚才说的话。

“有关四川的古诗词，你们自己出版好了，”耀邦同志说，“何必一定要出毛主席圈阅的？”

原来是我们出版了《诗词若干首》，内容系1958年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所选出的咏四川的诗词，印发给参加会议同志阅读的。我向耀邦同志说明：“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许出版古诗词。我们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冲破这个禁区的。”

“总理的诗是他年轻时写的，用得着出那么多吗？”耀邦同志又问。

我回答说：“群众太尊敬和热爱总理了。有关总理的书都畅销，这是人心所向。”

耀邦同志没有坚持他的意见。经过交谈，互相理解。我免去了思想负担，但也受到提醒，更感激他对我们出版社的关怀。

四川出版了《在彭总身边》。这是彭总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口述，作家丁隆炎执笔的。这本书记叙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一些感人事迹，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9月，北京的几位朋友写信告诉我，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昨晚我躺在床上，一口气读完《在彭总身边》，写得很好，很感人。”可能与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关，许多报纸转载、许多电台广播了《在彭总身边》。

丁隆炎接着写了《最后的年月》。这本书忠实地记叙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展现了彭总的高贵品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铁证。编辑流着眼泪审稿，工人流着眼泪排字，九天印出了四十万册。刚一发行，即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引起轰动。可是却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指责作者，以致暂停发行。出版社一再向上申诉，均无效果。没有办法，我只得去找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陈述，显得有些犹豫。这是因为有不同意见，他感到难处。但我知道耀邦同志的为人，便据理力争。我说：“您叫我们出好书。现在好书出来了，又不许发行，而不准发行的理由又站不住脚。”

我望着耀邦同志。他终于表态了：“你们可以——”同时两只手各向左右摆动。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发嘛！”他说。

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说不出任何感谢的话，尽管眼睛已经湿润。带着耀邦同志的意见回到成都，经过一年多的奋斗，主管部门最终准予内部发行。

不久，耀邦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从此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1997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