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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第2页）

“造反派”打内战的时候，两派都揪斗耀邦同志。1968年初，军代表进驻机关，美其名曰要把“牛鬼蛇神”集中起来学习，实际上是关押起来，实行所谓“群众专政”。

关押的地点是机关南院（后被称为“牛棚”）的一栋西式平房。门前有两棵大洋槐树。进门的一间系“专政小组”的办公室，里面的三四间房子一共关押大约二十多个“牛鬼”。

我有幸和耀邦同志关在一间屋子。同室还有四人，一共六人。大家睡在靠南墙的地铺上。屋子中间，有三张小桌子和六把椅子，供学习和写交代材料用。

南院有一个《专政条例》，主要是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外出（上厕所都必须得到批准），被关押的人不能互相交谈，等等。耀邦同志是团中央“最大的走资派”，几乎所有被关押的人都要和他划清界限，生怕和他沾边。

在南院的几个月里，找耀邦同志外调的人很多，似乎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写材料。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天三顿饭，大家排队去食堂，饭后又排队回来。“专政小组”还故意找碴儿，在南院安排了两三次批斗耀邦同志的会。尽管人人都是“牛鬼”，是批斗的对象，但斗起耀邦同志来，总有些人不甘落后。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动机，也可能迫于压力讲的是违心之言，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耀邦同志患有痔疮，每天早晚都要用药水洗。这样，早上他得先半小时起来，而且免不了有些声音。有人心理负担重，晚上睡不好觉，被耀邦同志惊醒后，多次指责他。有一天早上我先醒来，看到耀邦同志起身，轻手轻脚，十分小心。但可能他太紧张了，一不小心把铜盆摔在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惊醒。有人破口大骂：“胡耀邦，你这个人就是自私自利！你每晚上吃了安眠药倒床就打呼噜。我们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你起来就把大家闹醒。光这一点就该斗争你！”

耀邦同志站在那儿，既委屈又尴尬。

有一次要到西郊劳动。前一天下午做语录牌，每人一个，用来挂在背包上。因为在劳动，看管松动一些。耀邦站在旁边，看人做语录牌。他忍不住评论：“你这个做得太花哨了。”

“胡耀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做语录牌是政治任务，什么花哨不花哨？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感情？你以为自己还是第一书记，仍在指手画脚？”

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他解释不清。

一次我上厕所，亲耳听见有人向“造反派”头头告耀邦同志的状。

有一天我在看《北京日报》，第一版上横排着一篇社论，标题是“打倒谭震林！”耀邦同志看见了，来向我借报纸。我当然不敢借给他，摆了摆手，又用手指了一指“专政小组”办公室。他显得很失望。

耀邦同志的个子比较矮，我只比他高一点儿。凡排队，我们总在最后面，吃饭也常在一桌。因为我过去和耀邦同志少有接触，无嫌疑可避。有一次分配我们两人一起劳动，是在机关浴室附近一间房屋的墙壁上端，打通一个缺口。我记不清站在什么地方，反正容不下两人同时劳动。工具是一把锤子、一根短钢钎。耀邦同志说：“我们一人打几锤，一人劳动时，另一人就喘口气。”尽管没有谈别的事，但我们靠得很近，有一种亲切感。

一天下午，“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和一位解放军到南院，叫耀邦同志跟他们走。我以为是又有人找他外调了。过去每遇这种情况，耀邦同志总是立即收拾一下桌子，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往外走，一般在吃晚饭前回来。这次也一样，只是把衣服的扣子扣错了。解放军提醒他，他才把扣子扣好。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没有回来吃晚饭，不知为什么。晚上洗脚的时候，一位担任过耀邦秘书的同志悄悄问我：“耀邦为什么没有回来？”

当晚我已睡着了，大约近十二时，被两位解放军战士叫醒：“胡耀邦的被子在哪儿，把它卷起来。”

我听从命令，卷起耀邦同志的被子。他们抱起被子，把桌上耀邦同志的书籍和所写材料统统带走。我躺在地铺上，想不出耀邦同志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耀邦同志从此离开了南院。看得出来，其他“牛鬼”也感到奇怪。不久，报纸刊登了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消息。我恍然大悟，耀邦同志大概出席了这次会议。以后果然被证实了。据说因许多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为凑足法定人数，耀邦同志被指定出席。既然出席了会议，当然也就“解放”了。

我在1969年3月才离开南院，还没“解放”。被关在南院的人大多数是团中央的部处级以上干部。回忆这个过程，深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仅思想被搞乱，人性也被扭曲了。

五

1969年4月，团中央干部被“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参加了党的“九大”，稍后也到干校来劳动。

许多人为耀邦同志参加“九大”感到高兴。“造反派”头头却大肆宣传，要大家不要以为参加了“九大”的人就没有问题，还指手画脚地传达“九大”的小组会上对朱德、陈毅等同志的围攻。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不要以为胡耀邦参加‘九大’就没有问题了。他没有被选成中央委员。”为了进一步“消毒”，这个头头广为宣传：“我们问胡耀邦看见毛主席有什么想法？他居然说过去开会离毛主席很近，这一次离毛主席很远，没有看清楚。大家看胡耀邦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一种什么感情？”

我和耀邦同志不在一个连，基本上没有接触。按军代表的安排，耀邦同志到各连劳动和征求意见。我在二八连，曾看见耀邦同志，并向他问好。有天晚上他在我们连听取“走资派”对他的意见，我因临时被派工，没有参加。据参加了会议的“走资派”讲，耀邦同志一开始就说：“是我不好，我连累了你们，对不起你们。”我听了颇为感动。

有关耀邦同志的情况经常在干校中流传：耀邦同志在校部大会上做的检查很感人，好些同志当场就流了泪；耀邦同志劳动积极，插秧一天能插六分地，能扛很重的粮食麻袋往仓库送，还到几十里路以外去拉石头；耀邦同志的学习抓得紧，夏日高温，蚊子又多，晚上多数人在室外乘凉，他却在蚊帐里读《资本论》；耀邦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一些小青年（印刷学校学生和干部子女）经常和他打打闹闹，叫他“老胡”，要他拿钱买糖请客；耀邦同志被评为“五好战士”；等等。这些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是谁也抹不黑的。

以后，耀邦同志因健康状况不佳，回到北京。召开党的“十大”时，上面指定团中央只选一名年轻干部，没有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在北京闲居，读了大量的书。偶尔见报，也多是参加一些老同志的追悼会，而且排在最后：“还有生前友好胡耀邦。”

“文革”进行了四五年，许多人远不像初期那样狂热，不少人开始想问题。耀邦同志再次受到团中央干部的爱戴。1972年春他回北京探亲，不少人去看望他，我也是其中之一。耀邦同志的客厅很简单，一套旧沙发。客人来请喝茶，过年时有点水果糖和大花生，但很少有人动它们。倒是耀邦同志偶尔要剥花生吃。

一位同志重新分配工作，临行前去向耀邦同志告别，约我陪他去。耀邦同志得知他将回四川工作，显得高兴，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强调干部既然出来工作，群众就对你有期望，你就要敢于大胆工作。有的干部出来工作后，缩手缩脚，使群众失望。他问：“有些干部很消沉。消沉有什么用？沉到嘉陵江，沉到长江，再沉到太平洋？……”

当我提到耀邦同志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时，引起了他的回忆。他眼里闪着光辉，不断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兴奋地说：

“那时刚解放，很多人没有工作，土匪闹得很凶，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待不长。怎么办？当时我就在行署所在地南充，大修房子，修百货大楼，修新华书店，既稳定了人心，又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

耀邦同志身处逆境，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深受鼓舞。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大形势没有变，耀邦同志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

“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耀邦的精神的确很可贵！”

这是我们跨出耀邦同志家门后的对话。

我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估计军代表不会让我留在北京工作，能争取回四川最好。何况调我到北京工作时，我就向省委组织部表示将来在共青团工作“毕业”后，要回四川。有一次去胡克实同志家，遇见他在晋绥工作时的老战友苗前明同志（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已出来工作。我一说出自己的愿望，苗前明同志立即表示支持。这样，我给军代表写了报告，较快地得到批准。1973年6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并到耀邦同志家里去向他告别。

“您过去说，要把在共青团工作当成‘大学’来读。我在共青团工作了十七年，的确受到了很多教育。”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像朝气蓬勃，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都是在共青团工作中学到的。”耀邦同志说：“这都是我们党的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