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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代第一战（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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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代第一战

在明治维新的七年之前，大清开始搞起了洋务运动，两个国家基本算是一块儿走上了近代化建设的道路。

话听起来似乎挺不错的，但实际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走得非常艰辛。

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双方和几乎所有排的上号的西方列强签下了一堆不平等条约，故而在改造国内积弱积贫现状的同时，还得腾出手来面对西洋人的压力。

于是双方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互相联手。

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时任日本外务卿的伊达宗城来到了天津，和李鸿章谈起了日清两国正式缔结外交条约事宜。

经过数日磋谈，双方共同草拟了一份《日清修好条规》，总共十八条，主要内容有三样：第一，双方互相派驻领事；第二，双方互拥有限制的领事裁判权；第三，在通商贸易方面，双方在对方海关入关时各自享有最惠国待遇。

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头一次缔结条约，也是双方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回缔结的平等条约。

有时候想想真的满凄凉的，正在饱受全世界歧视的两个国家互相相依为命，结成同盟。

这确实算得上是同盟之约了，因为在条规的第二条就有明文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这其中的“他国”，不用说你也该知道，指的正是西洋列强们。

不过条规在草拟完之后却一直迟迟未有正式签订，这是因为日本国内，主要是外务省的一些人对于条款的内容比较不满意。

具体来说是关于领事裁判权这方面的。

他们认为自黑船事件以来，每一趟西方列强跑来逼着日本签不平等条约时都要加上领事裁判权，因此这一款几乎就成了丧权辱国的标志，现在既是大清有意要和日本结成友邦共同抗衡西方世界，那就不应该搞什么领事裁判权，忒不尊重人了。

可问题是日本在大清也享有这个权利，但那些日本人似乎却并不在乎。

人的眼睛往往之专注于自己付出的东西，鲜有正视过来自别人的给予。

结果正纠结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明治五年（1872年）六月，一艘秘鲁籍的运输船玛利亚号因遭到风暴袭击而停靠在横滨港进行维修，在修理的时候，船上突然冲出200多个中国人，他们面黄肌瘦惊慌失措，跳下船后就四下逃散，其中不少人都向附近一艘悬挂着米字旗的英国军舰上奔去，面对这群扎着辫子的饥民，英国人也一时大骇，不知究竟什么情况，经过一番细细的询问后才知道，这群中国人其实都是被强行绑来或者骗来的，秘鲁人准备把他们运回秘鲁做奴隶。本来大伙都已经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可没想到对方忒不够意思，才上了船就开始往死了折腾中国人，逼着人干重活不说，炎炎六月夏日连一口水都不给，幸而老天开眼，一场雷雨中闪电劈了船，趁着靠岸修船的当儿，大家垂死挣扎，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

可逃上岸之后大伙才发现这里是日本，自己既不认路又不能言，等于还是死路一条，正在绝望时，有眼尖的看到了英国军舰上的米字旗，可能是洋务运动多年的硕果，反正这伙人觉得大英帝国多绅士，于是便一拥而上，寻求帮助。

在听取了一切之后，英国绅士礼貌地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同情对方的遭遇，但是爱莫能助。首先这里不是英国，其次你们也不是英国人，因此怎么着也轮不到我们来管。

不过绅士还是指了一条明路：此处为日本国土，你们可以去找日本人帮忙嘛。

说着，军舰舰长还向日本外务省发去了信函，希望日本人能适当地帮助一下这些中国人。

当时的外务卿已经不是伊达宗城了，而是换成了一个叫副岛种臣的人。

此人出身佐贺，跟早稻田大学开创者大隈重信是好伙伴。他精通各种外语，之前伊达宗城去中国谈条约的时候副岛种臣作为外务省官员亦陪同在旁，滞京期间，他时常跟清朝的官员们谈诗论文，有时候说得兴起，还互相交换自己写的诗，因为这家伙书法极好，所以在北京各清廷高官中口碑相当不错，被誉为大清国的老朋友。

且说副岛种臣收到英国人的书函之后，立刻派出手下四处寻找那些逃散的中国人，找齐全部231人之后，又给他们安排食宿，并着手准备送这些人回国。

这种做法引起了秘鲁人的高度不满，数日后，秘鲁方面派出代表照会明治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严正交涉，表示这些中国人是他们秘鲁的东西，日本外务省无权处置。

在要求返还那231人的同时，他们还出示了卖身契，以示合法性。

对此，副岛种臣很淡定地表示，人口买卖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你们手里头的这些个卖身契根本没有法律效应，所以，滚吧。

不得已，秘鲁人只得悻悻而退。本来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可没想到过了几天那帮人又来了，这回还带了个法律顾问，对副岛种臣说，我们承认这些人口系贩卖所得，也承认人口贩卖违背法律，但是在你们日本，却是合法的。

副岛种臣一愣：你啥意思？听你的口气，我们日本是不算在人类世界里还是怎么着？

“你们日本人自己也贩卖人口，那些游女艺妓，不就是买进卖出得来的吗？”

在那年头的日本，青楼的姑娘们基本都是买卖所得，虽然这个产业在列岛古老又悠久，但也确实属于不折不扣的人口买卖。

所以副岛种臣有些吃瘪，想了几秒钟后便挂出了免战牌，表示这个牵涉到了法律专业，不归我们搞外交的管，不过你别走，我找我哥们儿来对付你。

他的哥们儿叫江藤新平，时任法务卿，也是佐贺出身，自年轻时就跟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关系不错。

面对气势汹汹的秘鲁人，江藤新平显得非常淡定，他面带微笑和对方说道：“您说得其实也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您忘了，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通用的，所以就算我们日本贩卖人口不违法，但一样能处理你们这档子破事儿。不过，为了要你们心服口服，我这就回去签署解放娼妓的相关法令。”

当月，日本就出台了司法省第二十二号令，内容是现存日本境内一切娼妓的卖身契全部作废，所有从事花柳业的女性通通为自由身。

那帮中国人也被平安地送回了国，秘鲁人不爽也不服，寻求第三国裁决，结果在明治八年（1875年）的时候，经第三方面俄罗斯帝国的判定，认为日本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不妥，判秘鲁败诉。

应该说在这次事件中日本人的所作所为确实是相当仗义，以至于让大清很多场面上的官老爷认为联日抗洋着实系一条妙策，这东风压倒西风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