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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近代第一战（第2页）

唯独李鸿章不这么认为，其实他很清楚清日两国的这道条约纯属权宜之计，要不是当时亚洲实在是没有其他能联合的国家了，这老头才不会愿意和日本共进退呢。

而日本方面实际上也一样，从之前他们在那里纠结要不要给大清治外法权就能看出端倪了，解救中国奴隶，说到底不过是因为那秘鲁人远在地球南半段压根和日本没啥交集，这才出于人道和考虑到日中两国两千年友谊出手帮了一把，如果哪一天真的碰上了必须在“中国”与“日本国家利益”这两样之间做出抉择，那日本会毫不犹豫地，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来选后项。

毕竟国家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

明治六年（1873年）四月，与大清正式缔结了那份《日清修好条规》后不久，时任外务卿副岛种臣再度出访北京，他这次是专程为了一件事交涉而来的。

此事发生在明治四年（1871年）的十月，话说在那年那月，琉球海域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风暴，吹翻了很多过往船只，其中有一艘船尽管侥幸没沉，但船上的船员们却都崩溃了，他们放弃了抵抗，听天由命地随波逐流，打定主意漂到哪儿就算哪儿。

要说这伙人运气还算不错，经过数昼夜漂流，总算是大难不死地摸到了陆地，成功地靠了岸，船上总共66人无一伤亡地又重新鞋底沾上了泥。

这艘幸运而又特殊的船靠岸的具体地点位于今天中国的台湾省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

说它幸运，自是因为它大难不沉，说它特殊，则原因有二，其一，这是一艘贡船；其二，这是一艘来自琉球的贡船。

话说琉球当年被萨摩干翻之后，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华藩属，但同时也给日本上贡，这一次的贡船，正是开往日本的。当时船里除琉球籍船员、官员之外，还有十来名日本人陪同。

再说那66个上了岸的哥们儿瞅着这风大浪高的也没法再开船，而且天上仍在下着暴雨，四下一合计，便决定就地找个地方待两天，坐等雨过天晴。于是这伙人就一边走一边看，仔细留心四周有没有民居之类的地方，结果人住的没找着，神住的倒是看到了。当这帮人来到了一个土庙前的时候，欣喜地发现庙里挺热闹，一堆人正坐在里头像是在集会，大伙顿时非常高兴，觉得既然有人，那么只要商量一下沟通一下，便能解决自己的食宿问题，至少是今晚的食宿问题。

即便对方横不讲理油盐不进，那到时候大不了再换一家，找找别人。

所以众船员们并未多想，只是满脸堆笑地肩并肩走了进去。

他们不知道，自己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出来。

正在做法事的当地人看到了这群不速之客，脸上的表情异常惊异。纷纷一边站起身子一边朝着琉球人走来，神色很凶，一点也没有有朋自远方来的那种不亦乐乎。琉球人一看这架势便心知不妙了，连忙大声解释说自己不是可疑的人，就是想进来讨个地方住，但没人理他们，因为听不懂琉球话。因为这66个人里好歹还有那么几个会汉语的，于是便又用汉语大声说了一遍，可当地人似乎依然不为所动的样子，其实也正常，因为他们听不懂汉语，他们是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

当时的高山族民风彪悍，人人尚武，出门走个亲戚腰间也会别着一把砍刀，属于标准的未开化民族，这些人平生最爱干的事情是猎人头，就是把误闯自己领地的人类一刀剁翻，然后取下项上人头并收藏在自己家，专业术语叫作出草。

出草得多的，会被认为是部落的英雄，在那些英雄家里几乎各个都有一麻袋以上的骷髅，真的。

面对这群打扰了自己祭祖抑或是拜神这种神圣仪式的不速之客，众高山族人噌噌地抽出各自的家伙，然后朝着手无寸铁的琉球人就追杀了过来。

略过少儿不宜的血腥内容我们直接来说结果：66个人里面被出草了54个，其中有4个是日本人。剩下的12个侥幸逃脱的可怜孩子事后在当地汉族人的帮助下先经福建省然后再东渡，总算是回到了琉球和日本，却不同程度地受了惊吓，有几个就此成了终生脑残，疯了。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首都东京，当时举国哗然，因为大家对于高山族汉族都没甚概念，只知道这是大清下属台湾岛人干的，这就太欺负人了，前不久两国还友好签署了《日清修好条规》，现在笔墨未干就发生这等惨案，你坑爹啊？于是日本外务省立刻向清廷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交涉。

或许是觉得光抗议还不够，于是副岛种臣便亲自去了一趟中国，这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话说副岛外务卿到了北京之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会见了时任总理各国衙门行走的毛昶熙，双方就台湾土人砍杀日本官员一事就行了深入交谈。

副岛种臣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在寒暄之后，他便瞬入主题，问毛昶熙这事儿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之所以时隔一两年，清朝方面一直都对日本的抗议置之不理，不是因为耍大牌，而是因为此事的沟通工作有问题，大清的诸官员只知道是土人砍死琉球人，并不知道里面还包括了日本人，所以当副岛种臣问及此事时，毛昶熙只是一脸的纳闷：“琉球也好，台湾也好，都是我大清的藩国和领地，即便那琉球给你们日本纳贡，可也不是日本的领土，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大清内部的治安事件，要抚恤受害人或者是惩处凶手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关你们日本人何干？”

于是副岛种臣赶忙拿出了证据，证明被砍死的54个人里有4个确系日本土生土长的老百姓，故而当然跟日本有关，接着，他又追问道，你看怎么办。

而毛昶熙见状，便也很坦然地表示既然死了日本人，那我们肯定一概赔偿，这个没问题。然而副岛种臣却并没有就此罢休：“我方要求严惩凶手。”

此话一出口毛大人当时就急了，因为这纯属强人所难。他告诉对方，行凶之人系当地化外生番，平时就来无影去无踪也不登记在册更没有户口，而且是那么多人一起动手砍的，你让我找谁去？

这是真话，虽然当时台湾为大清所辖，但清廷在台湾岛的统治很是宽松，对于那些土人的生活区域清朝官员通常都不涉足，甚至连缴税都不找他们，一来美其名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生活方式，二来是怕贸然进入被人出草。

不过副岛种臣却不依不饶，他口口声声称自古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既是你大清的人干的，自然要由你大清去缉拿凶犯以示公道。

说完之后，见毛昶熙并未有所答复，副岛外务卿便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道：“如果贵国认为生番杀人可以置之不理，那就由我国来问罪岛人如何？”

一方说抓不到凶手，一方死活就要凶手，结果毛大人毛了，随口就答了一句：“这生番系我化外之民，无宗无主，但凡你只要能找得到凶手，问罪什么的随便你了。”

副岛种臣笑了，却并不是那种拍照片时的亲切微笑。

而毛昶熙却根本就没料到，自己的这句并未经过大脑的敷衍之词，最终给整个大清都埋下了祸根。

不过当时倒还没看出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来，副岛种臣笑完之后便表示那就下次再说吧，而毛昶熙则说北京欢迎您，下次再来，拜拜。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而且一过就是大半年。在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七年（1874年）的4月15日，副岛种臣在内阁会议上突然建议说要向台湾发兵，理由也想好了，是为“无主番土”平定不稳定因素。

其实毛昶熙说的无主，指的是那些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断然没可能说台湾岛，可就因为话不是特严密，给副岛种臣抓了个把柄。所以他才在阁议中特地发出提案，说应该尽快调集军队，去台湾教训一下那些生番，顺便把这“无主”的地盘给捡起来。

凭良心论，副岛种臣是个好外交官，尤其是在断章取义抠字眼这方面的造诣，堪称一绝，只不过出兵打仗不是外交辩论，并非说打就马上能抄家伙打的起来的，打之前要准备，打完了要善后，各种准备工作层出不穷，消耗的人力物力也不计其数，所以副岛种臣这话一经说出口，整个会议室就炸开了锅，顿时反对声不绝于耳。

首先跳出来表示坚决不能开战的，是当时明治政府的核心，被誉为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他认为此时的日本维新不过六七年，虽然国家较之以往确实有了不少起色，但仍属积贫积弱，自守尚且不足，更别说征战海外了，这等同于找死，所以，不能打。

继木户孝允之后，负责经济的大藏卿大隈重信也站了出来，这位深知柴米贵的当家人非常淡定且言简意赅地用两个字向副岛种臣介绍了当下日本的经济状况：没钱。

言下之意就是很难提供军费。

副岛种臣怒了，他拍着桌子大吼道：“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你们就想这样错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