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干校三事（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干校三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闹“文化大革命”之时，先靠边继被夺权，进“牛棚”后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团中央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潢川县。我已写的一些文章，曾涉及干校的生活。最近又想起几件事，尽快补记，以免遗忘。

牛与犁地突击队

1969年刚去干校不久，我就与牛打交道。

当时，我还没“解放”。“革命群众”开会，往往让我去看牛，看一头大公牛。当地的农工说，这事很简单，用绳子把牛拴住，绳子很长，让牛吃周围的青草就行了。我守了一个多小时，果然如此。偶去寝室加开水，仅几分钟时间，回来一看，牛突然不见了。找遍四周，亦不见踪影。我怕背“破坏生产”的罪名，十分着急。一位农工领着我走了好几里，才发现这头公牛在与母牛调情。农工说，这家伙发情了，见母牛走过，从绳子挣脱出来就追。我想，这是动物的生理现象，只要牛没失踪，就随它去吧。

1970年初，校部决定种水稻，我们排成立了犁地突击队。排长出生农家，犁地是把好手，他领下这一光荣任务。我们班所有成员全都成了突击队员，我自然也在内。但真会犁地的人，只有排长杨爽和焦某。我和其他人一点不会，决心从头学起。当时，无论做什么事，一定是大批判开路。有位女同志在开展大批判时，连古代造字的仓颉也批判了。她慷慨激昂地说：“男字，上面是田，下面是力，难道只有男的才能犁地么？”我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连一共有六头牛，名为大牯子、小牯子、豁鼻子、小豁鼻子，其他两条的名字不记得了。牯子者，公牛也。而豁鼻子，则是断了鼻梁之牛。大小牯子，体壮力大，由杨爽和焦某使用，他俩是犁地的主力。其余的牛，无固定人使用。而我却固定使用大豁鼻子，因为它年老体弱，理当分给原来的“当权派”。

牛很温驯，任何时候去牵它，它很快就站起来，犁地时也很努力。但牛并不愚笨：无论上下午，上班的时候牛走得较慢，犁地人得举举鞭子；下班的时候，却走得很快，犁地人要小跑才能跟上。特别是几头牛在田或地里同时劳动时，若要休息最好同时休息。如有一头牛先休息，其他的牛必定要怠工。它知道争取平等待遇。牛休息的时候，一般要在地旁吃青草。这时总有不少蝇子趁机在牛背上叮它，牛尽力用尾巴去赶蝇子，但无济于事。这使我想起某个别有用心的人，人家在劳动在学习在工作，但她就是要缠着叮着，你甩也甩不掉。就这一点，我十分同情这些牛。

在杨爽和焦某的带领下，全班同志较快学会了犁地的技术。大家最喜欢一起犁一块宽大一点的地，杨爽带头，其余的按牛体力大小依次跟在后面。这种方法，人和牛都有兴趣，干得很欢，往往提前完成任务。有一次，犁地的时候，突然下大雨，当时大家热情很高，一定要坚持犁完地，又喊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所有队员全身淋湿，甚至哆嗦，仍精神百倍。犁完地以后，全班人员集合在一起。连长出来讲话，赞扬我们敢“在风口浪尖锻炼自己”，说明我们走“五七道路的态度很坚决”，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战士”，等等。大家很快地换了衣服，然后集中在寝室吃中午饭。杨爽找出一瓶酒，叫每人都喝一两口以驱寒气。我也喝了两口。因为长期没喝酒，这两口酒竟使我大醉，又哭又笑，还说了些胡话。杨爽是个好人，让我多睡了几小时，下午没叫我上班。我怕酒后失言，问过焦某，他说我讲的全是“豪言壮言”，这才让我放心。不过，他又说下雨时犁的地，起不到松土的作用，完全是形式主义。

林彪、江青以劳动改造迫害干部，这是他们的罪行。但劳动毕竟是愉快的，只有那位平常调门最高的“造反派”害怕劳动，经常借病不出工。每天，大家赶着牛去犁地，一路有说有笑，有的还骑在牛背上。春风扑面，身心爽快。有一次，焦某骑在牛背上，神气十足，有人与焦某开玩笑，在牛背上狠抽了一鞭。牛一跑，焦某摔在地上，作痛苦状。杨爽让他回去休息，他却回连部写文章，吃病号饭。这个农村长大的焦某，早看穿“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经常用各种办法消极对抗。不过，焦某的确很能干。有一次，他与我一起犁一块地，你追我赶，速度很快，中间休息，两头牛累得原地不动。看着两头累了的牛，我感到歉意。干部缺乏养牛经验：天天让小豁鼻子劳动，却不知它身怀有孕；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它生了一头小牛，这才给它放产假，让它休息几天。

在“五七干校”劳动。胡启立（后排左三）、李致（后排右一）

犁冬水田却很艰苦。天没亮就得赶牛下田。当地的老乡多次告诫，要天亮太阳出来，水不冰人，才能赶牛下水田。可是有关领导听不进去，仍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往直前。我每早下水田，两脚抽筋，要痛得麻木了才能开始劳动。次年探亲回成都，一位骨科医生就预言要得后遗症。果然，年逾古稀，风湿加退行变化，举步维艰。此系后话。

总的来讲，我们连队的牛饲养得不错。饲料足，农忙时还加点豆浆。附近生产队的农民很羡慕干校的牛，常把母牛拉来配种。当我们放牛时，他们把母牛牵来。干校的两头壮公牛一见生产队的母牛，便迫不及待地与之合作。我们本着支援贫下中农，也不收费，人、牛皆大欢喜。为了牛圈的清洁卫生，一位女同志建议，每到午夜要依次给牛把尿，行之有效。这样，每到夜深人静，全连皆可听见“尿，尿，尿尿尿……”的声音，抑扬顿挫，宛如牧歌。

干校的土地是“大跃进”时围湖造田的产物。尽管大家努力犁地，育秧、薅秧，加强各种田间管理，但水稻刚扬花，一场大雨，白露河水泛滥，淹了水田，谷穗上有许多脏泥。男女同志穿着短裤下田洗谷穗。这样一洗，秋收时颗粒无收。大家感到这种无效劳动，实在是浪费人力物力。军代表一贯提倡学员“自找苦吃”，面对这些损失，说：“应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无非是交点‘学费’罢了。”

犁地突击队就此结束，我们班改育苗圃。

一天，从校部归来，发现众人围观什么。原来在阉割大牯子和小牯子的睾丸。与牛打了很久交道，实不忍心，快步离去。

学会犁地，也是本事。第三年去参加农村整党，农民见我能犁地，另眼相看。而我，通过当犁地突击队员，才知鲁迅所说“孺子牛”的精神。我童年时过分调皮，人称“五横牛”。以后，有个笔名叫司马横牛。现在，愿丢掉“横”字，甘当孺子牛矣！

当了半天“阿姨”

这是一个小插曲。

1969年底，根据“副统帅”的一号令，所有家属（无论老小）都“一锅端”到干校。除了有“五七”中小学校让学生读书外，还在校部办了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由一些不适宜在大田劳动的女同志担任。

开初，大家不知道“五七干校”是“中央文革”迫害干部的产物，劳动热情很高，乐于自觉改造。女同志也如此。妇女是“半边天”的理论，“凡是男的能办到的事，女的也能办到”之类的口号，十分流行。无论什么劳动，一些体强力壮的女同志都要参加。我们二八连的犁地突击队，就有三位女同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改造了一两年，“革命群众”对“五七干校”这种做法开始有意见，劳动热情显然不如初期了。开玩笑时常说，某某人病了，医生开了一剂药，叫“离湖散”。干校在潢川县的黄湖，离湖散即要调出干校。这些话，“革命群众”可以说，因为矛头“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我们是“文革”前的“当权派”，装作没听见。

有一天，排里通知我：幼儿园的老师休息时间少，意见很大，校部决定定期给她们放假，派男同志去顶班。我们连得去一人。许多男同志不愿意去，连部决定派我去担此重任。我一贯喜欢孩子，又做过少先队工作，没等排长说服，就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第二天，我在八时半前赶到幼儿园。其他连队也各派了一人来，但几乎一来就声明自己“不会带孩子”。我说：“没关系，我来牵头。”颇有佘太君的“我不挂帅谁挂帅”的气概。“杨家将”的故事是伟大领袖一再肯定的，我不必担心将来为此会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其他几位同志也乐于我牵头，没人像“一月风暴”那样想夺我的权。

到了九点，一共来了二十几个孩子。因为一个阿姨都没来，孩子们有点莫名其妙。

“小朋友，阿姨平常太累，今天让她们休息。”我说，“今天，我们的功课很简单，做游戏。你们愿不愿意？”

小朋友高兴地齐声回答：“愿意！”

我立即指挥：“愿意翻跟斗的在这儿排队！”所有小孩儿，不分男女，全排队了。他们依次来到我身边，我把他们一个个地抱起来翻跟斗。他们笑了，显然很快乐。

接着又玩老鹰抓小鸡和过去我玩过的一些集体游戏。可能是平常管得比较严，一旦做游戏，小朋友都有兴趣。没有人捣乱，没有发生纠纷，而且不断地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只是老叫我们为“阿姨！”

“我们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问他们，“我们的头发是长的吗？看见我们嘴边的胡子没有？要叫叔叔，叫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