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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三事（第2页）

大家都笑了。

玩儿得起劲，时间过得很快。十点，小朋友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吃点心和水果，有的还喝了水。这些事，由其他几位男同志办了，我休息。他们也高兴，感到人人都为孩子做了贡献。

“阿姨，吃了点心又玩儿什么？”

我问：“谁是阿姨？连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分不出？”大家又笑了。我请一个小女孩儿来摸我的下巴，她摸了以后宣告：“有胡子！”

吃了点心，孩子们要求我讲故事。我知道的故事，几乎全与“封资修”有关，不敢讲。听见他们爱大声喊叫，我临时编了一个童话。大意是说，乌鸦和喜鹊的声音本来是一样的，都好听。但参加一次音乐比赛，喜鹊的嗓子保护得好，没有变哑，比赛得胜；乌鸦一天到晚大声喊叫，嗓子就变哑了，比赛失败。我问：“小朋友，你们愿意当喜鹊还是当乌鸦？”

“当喜鹊！”

“很好！不愿当乌鸦，就不要大喊大叫。”

到十一点半，家长来接孩子回去。临别时，有几个孩子依依不舍地问：“阿姨，你们明天还来吗？”我答：“我们几个叔叔得听校部的命令。”放学后，我漫步回队部。排长问：“任务完成得如何？”我答：“女同志能做到的事，男同志也能做到。”这是对“半边天”理论的补充。

与孩子们一起生活，我感到十分愉快。孩子们单纯，不必担心有谁背后戳你一刀。可是仅此一次，再没有派人去支持幼儿园的工作了。听说，幼儿园的老师嫌我们去打乱了她们建立的秩序，好几天都难于恢复。我想，我们冲破一下死板的气氛，可能在无意中做了一点“教学改革”。

有一次去干校小卖部买东西，听见一声熟悉的叫声：“阿姨！”

原来是幼儿园的孩子。我向他瞪眼，摸摸自己的下巴，表示有胡子。他望着我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甜，可爱极了！

翻脸不认狗

潢川县产狗，品种不错。县里卖狗皮褥子，质量很好。我们所在那个连队，有一只狗叫黑犬。它是原农场喂的，有粮食定量，长得身强力壮，颇像猎犬。那时，生产落后，人的粮食不够吃。附近生产队有不少小狗因没吃的，常主动跑到干校来。也有些小狗是战士在路上发现，把它们带回来的。

初到“五七干校”，很多人一时不能适应过重的劳动，加上没有文娱活动，生活很枯燥。这些小狗，给大家增添了不少欢乐。

每到吃饭的时候，连队的五六只小狗分别围着大家。除了少数怕狗的女战士外，人们总是一边吃饭，一边逗小狗玩。这些小狗，一般静坐在人身旁，等候人给它们东西吃，并不吵闹。但如果久不给吃的，它们会用爪子拨弄人的腿，提醒人不要忘记它们的存在和要求。有的人故意高举吃食，让小狗直立，或教小狗作揖。食堂中，小黑、小胖的叫声不断……

我那时刚从“牛棚”放出不久，尚未“解放”。“革命群众”为划清界限，一般不与我说话。我也习惯这种孤独。但小狗不知人世险恶，总要和我亲近，特别是那只名叫小黑的。一见我就从老远跑来，在我前面摇头摆尾，像一个滚动的圆球，既亲切又好玩。我也在自己的定量内给它多剩点吃的。当我被分去看防洪的“幸福闸”水闸时，特意把小黑带上。看闸需要两人，但“革命群众”常被连部叫回开会。幸福闸离连队约十里，四周渺无人烟，我虽胆大，一个人也免不了有些担心。幸好有小黑陪伴，形影不离；不是同类，胜似同类。

当然，我对小黑也倾注了感情。

刚去看闸的那天，为小黑准备狗食。时已黄昏，却忘了点马灯。记不清砍什么东西，一刀下去，砍在我左手的中指头上，大半个指甲盖被砍掉，鲜血长流。我赶快用手绢缠着指头，举着左手跑回连部医务室。小黑似乎感到我为它受伤，紧跟我跑，无法把它赶走；后又跟着我一起回到水闸。

看闸期间，有较多的时候和小黑在一起，我似乎回到童年，尽情逗它玩儿。我不禁想起鲁迅在《狗的驳诘》中“狗”的一段话：“……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狗，就是这样的动物。

干校有六七个连队，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狗。说也奇怪，所有连队的狗，都不咬北京来的干部，而一见农民就叫。一次校部开会，附近生产队的干部就此提出意见。校部认为，这严重影响了干校与贫下中农的关系，下令一个连队只准养一两只狗，多的一律捕杀。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命令。

看完闸以后，我又回大田劳动。

一天上午，我回连队取工具。队部旁边有条跃进渠，还有片小树林。一群人向小树林跑来跑去，好像在执行某种政治任务。又看见几位战士悄悄把一只狗藏在寝室里。我不由自主地跑去小树林，看见一只花狗被吊死在树枝上。很显然，一场对狗的屠杀开始了。

小黑呢？我找不到它，也不敢叫它，怕给它引来横祸。

我去大田劳动，心却平静不下来。吃午饭时听说一共吊死了六只狗，包括企图藏下来的那只花狗，统统埋在小树林。只有黑犬安然无恙。那顿饭，食之无味，特别沉闷。一想起小黑平常总坐在我身边，用腿来拨弄我，心里颇为难过。

小树林，几乎每天都得过几次。一看埋狗的坟堆，我仿佛听到那些可爱的小狗在喊冤：“人啊，平常我们这样亲近，你怎么一下就变脸了？”我怕听这声音，再不去小树林。

粉碎“四人帮”后，读到巴金《随想录》中的《小狗包弟》。其中讲到一个艺术家与狗的故事。这位艺术家与邻居的狗相处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艺术家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认识的人看见他都掉开头去，只有小狗仍对他十分亲热，用脚爪在他身上抚摸，别人打它都没有用。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小狗的后腿。艺术家被关了几年又被放出来，他买了几斤肉去看望小狗，而小狗早在被打伤以后，哀叫三天就死了。巴老就此写了他的叫包弟的小狗，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没保护好它而自责，并向包弟表示歉意。

巴老的文章促使我想起狗的这场灾难。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自古以来有许多义犬的故事。而那疯狂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却发生那样一场对狗的屠杀。当然，那时人都自身难保，何况狗乎！

人是最难理解的。狗啊！你也得警惕。

2002年2月至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