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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伤心故事（第3页）

跟着这样一个男人，基本上这辈子就是这么个状态了。

我想，那一段日子应该是安稳而平顺的吧。

可是……世界上总是有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直到另一个男人的出现，翠萍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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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可是突然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支唱戏的队伍。于是，整个村子炸了毛一样地轰动了。

在我们那里的农村，唱的戏叫“梆子”，也就是“无州梆子”，这是当地民间最喜爱的戏。我特地查了一下资料，书上是这样介绍无州梆子的：

无州梆子，是河东省无州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无州梆子流行于河东中部无州、安州等地区，又名“无州讴”。无州梆子包括梆子与徽调两类声腔。清中期以后，徽班流入安州一带；随后梆子腔亦流至汶上一带，并逐渐与徽调合流，同台演唱，后梆子与当地语音结合，有相当发展，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剧种遂称“无州梆子”。无州梆子的道白字正、声硬、音直，唱腔粗犷激昂、刚劲豪爽、高亢奔放，多在高音区，没有大幅度的旋律变化和音符跳跃。

乾隆末年（约1786年至1795年间），安徽徽戏班社——老阳春，循四大徽班进京的道路北上，至安州西南夏张附近的程子寨王侍郎家定居下来，开始在泰沂山区一带活动。在此以前，起源于陕西、甘肃一代的“秦腔”，已经河南传到鲁西南，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梆子腔”（当地群众称为“本地梆子”）。粗犷高昂的鲁西南“梆子腔”很容易被当地人接受，因而日渐兴盛。比“徽戏”等其他艺术形式更符合泰沂山区人民刚直侠义的性格。“老阳春”班为自身生存，开始逐步移植“梆子腔”这种深受当地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自此，“梆子腔”与徽戏日益融合演变。因后来的演员大都是当地人，受到地方方言等因素的影响，逐步发展变化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无州梆子”。

从清光绪末年到抗日战争（约1886年至1937年）爆发以前的五十年间，是无州梆子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专业班社数量可观，流行区域不断开拓。仅在安州、无州、新州一带，就先后建立了十多个科班，培养了四百多名演员，有十几个职业班社常年活动。随着职业班社的不断增多，其流行区域也逐渐跨出了泰沂山区。东至日照，南到临沂以南，西到平阴，北到齐州、博州一带，常有职业班社去演出，大有蓬勃发展、日渐兴盛之势。然而由于日军入侵，使这个日趋繁茂的地方剧种遭受了严重的摧残。班社被迫解散，艺人四处飘零。除有少数民间业余剧团季节性演出活动外，无一个职业班社存留，也无一个科班建立。只有抗日根据地的文工团仍以无州梆子的曲调演唱革命内容，唤起民众共同对敌。无州梆子日趋衰退，到了没落的边缘。

1954年1月14日，无州县召集起五十多名艺术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无州梆子老艺人，建立了“无州国营民艺剧团”，这是无州历史上第一个国营专业无州梆子文艺团体。1956年，正式改名为“无州梆子剧团”。从此，“无州梆子”这几近灭绝的古老地方剧种，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和各级**的关怀支持下，重又获得了新生。随着国营剧团的建立，培养新生力量的方法也由过去的艺徒科班制改为招收学员制。无州县剧团于1954年、1956年、1959年连续招收了三批学员，共计100人。学员同正式演员一样，都有了固定工资，享受各方面平等的政治待遇和权利，真正成为剧团的主人。在整理、改编、演出了大量的传统剧目的同时，学习，移植，创作了大量的现代剧目，并积极上山下乡，送戏上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2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安州观看了《八件衣》，罗瑞卿、杨得志等同志在新州观看了《赵连岱借闺女》，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送猪记》的进京演出，使无州梆子开始走向全国。

1967年由于历史原因，这个仅有的无州梆子剧团被迫解散，无州梆子又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摧残。1974年，按照县委的指示，在县文艺宣传队（1970年建立）的基础上，从下放到工厂去的原剧团演员中，抽调回了十多名中青年同志，重新恢复建立了“无州梆子剧团”，无州梆子又获得了第二次新生。1977年招收了20名新学员，为无州梆子充实了新生力量，无州梆子这个古老的剧种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建国后，无州梆子艺术有了较大发展，由无州梆子剧团整理创作的《墙头记》、《锦阳关》、《三定桩》、《红柳绿柳》等在民间脍炙人口。尤其是《红柳绿柳》，在我们那里，人人都会哼两句。在精神文明物质产物都很匮乏的那个时代，这就是茶余饭后难得的消遣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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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个来到马陈村的戏团，只是一个民间戏团，也不晓得是哪个单位组织的，他们走南闯北给农村各个地方唱戏。农忙的时节常常就自动解散了。

但即便是一个由农村人自行组织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戏团，也给这个村子里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异样的激动和快乐。

那种激动和快乐，不亚于现在的年轻人，在等待一部制作成本动辄数亿数十亿的大片上映。

戏团在村子里呆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太阳一下山，村子里的人们就赶紧匆匆忙忙地吃点饭，把自己和孩子洗一洗，然后便扛着大板凳小椅子，提溜着水烟筒子，拉扯着小孩子，成群结队去看戏。

我的奶奶翠萍也不例外。

不仅不例外，她比别人看戏的欲望应该还更强烈些。

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她却还处在人生最好的年纪。

她那颗爱唱爱跳爱俏的心还在砰砰砰地跳动，她骨子里那些青春的热情还没有褪尽，那把曾经要燃烧却没有烧起来的火种重新又有了点燃的欲望。

那些在简陋的舞台上妖娆生姿的面孔，对于她来说，应该不啻于现在的明星吧。而她，就是一个忠实的粉丝。

在一个粉丝的眼里，心中的偶像就是一切，老公孩子什么的，都得靠边站。

以前听说过一个刘德华的粉丝，为了圆自己做的偶像梦，已经到了屡次自杀的地步。前些年各大媒体都传播过这个新闻，那个小小的女粉丝就是用这种执着而极端的方式，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我的奶奶翠萍自然是没有这么极端的，她只是将她的第一个家庭推向了支离破碎。

只是，如果不参考这个粉丝的心态来理解自己的奶奶翠萍，我还能以什么心态来理解她呢？

或者说，从爱情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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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戏团在村子里呆得久了，自然跟很多喜欢看戏的人也熟了。

描写古人故事的小说里总是写，那些特别喜欢看戏的戏迷，到了情节的最后，都会上演一场跑到后台去偷看戏子的戏码。

我想，我的奶奶翠萍估计也做过这样的事，偷看那些戏子们化妆，跟他们混熟了，然后打成一片。

或者，就是在那个时候，她遇上了那双喜欢与她对视的眼睛。

偶像也是凡人。

唱戏的也会寂寞。

或者，还应该有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