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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创作经历（第2页）

主要是自己的思想乱了。我认为自己长期在共青团从事学生工作，没有接触工农兵大众，不了解他们生活和斗争，写作难以与火热的时代同步。按所谓的阶级分折，我把自己定位为“小资产阶级”。既然小资产阶级一定要“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那么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夹起尾巴”做人，再也不动笔。

问：

你不是与人合写过《毛主席的孩子刘文学》吗？

答：

是的。那是1959年，我在《红领巾》杂志社任总编辑。合川县小学生刘文学为保护集体财产，被地主杀害。共青团四川省委主管《红领巾》杂志的副书记王毓培把我找去，布置我带人去采访并写出报道。我和兰星、黄韶三人去了合川县刘文学所在的学校，采访了刘文学的老师和同学，访问了刘文学的母亲和邻居，还提审了杀害刘文学的地主，带回一大堆原始记录。我们三人各写一部分，由我最后统稿，所写情节完全真实；写到最后我也被感动，流下了眼泪。这期《红领巾》杂志发行了120万份，《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全文转载，上海和四川两家出版社出书，曾改编为话剧、京剧、舞剧，影响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头一看，这篇报道或称报告文学，显然受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问：

“文革”期间，你又受到冲击？

答：

当然。我是所谓“当权派”，靠边站，被夺权。众多同事响应号召审查我，我并无怨言，以后还成为朋友。只有一两人出于个人目的，竭力置我于死地。抓不到我的问题，居然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的罪名，把我关进“牛棚”，长达十一个月。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发誓再也不写任何文字了。在“牛棚”中，我重读了《鲁迅全集》，它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期。

问：

为什么以后你又重新提笔？

答：

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回想自己几十年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一生。鲁迅反对“忘却”，他说：“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已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我感到写出一生的经历，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那怕有的文章发表时被删节，有的书不能公开出版。

问：

这是你的回忆录吗？

答：

可以说是回忆录，但我不是从出生写起，每年每月报流水账，一直写到现在。我采取随笔的形式，从最能打动我的人和事写起，独立成篇。我称它为“我的人生”，并写了总序。这种写法，好处在于比较灵活，缺点是因为独立成篇，某些细节难免重复或交叉。无论写人或写事，我力求真实，决不加一点虚构。我写的是第一手资料，因此有自己的特点和可能保留的价值。学者王地山在论及我作品的艺术特色时说：“这种秉笔直书的写法，即是《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的纪实手法。它既是严谨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史料和史学价值，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并符合老年读者的兴味。”我远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但王地山的评论给了我启发，使我注意学习史家的笔法。

问：

好像上世纪80年代你写得不多？

答：

对。1981年，我住疗养院，写过几篇。巴金老人建议我六十岁以后开始写。六十岁前，身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从1993年下半年起，我写作的时间就比较多了。不过，这以后的十七年，我老伴生病，我多数时间以照顾她为主。

问：

请谈谈你出书的情况。

答：

提到出书，必然会想起安法孝同志。他曾为省委常委、宣传部代部长，后任组织部部长，一贯关心同志。90年代一天，我在商业街碰见他。他说看见我写的文章，建议我出一本散文集。在他的鼓励和好友杨字心的支持下，出版了《往事》。前十年，按写作时间，先后出版了《往事》《回顾》和《昔日》，本来已经编好《足迹》，但没出版。因为写的篇章多了，觉得按某个主题来出书，似乎更好。在巴老百岁华诞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我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印数两万册；五年后，中国华侨出版壮又为该书出版了增订本。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我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作为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分送友人，得到二十多篇评论。2010年，我把写过的五十五位人物的怀念文章，编成一本《铭记在心的人》的集子，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评论家廖全京说：“李致一直把理解别人，尤其是理解自己的亲人，作为通往人格理想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努力想在理解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内心的纯洁、光明、温暖。”全京说得对，我是这样想的：我写他们的人品，对自己是一种教育，我愿意向他们学习，并努力去做。我也写了自己的一些重要经历。1999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在我的我的人生中，选编和出版了适合少年阅读的《书、戏和故事》，列入“小橘灯丛书”。2006年，我编选了《巴金的内心世界——给李致的200封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我编选了《曹禺致李致书信》，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今年，天地出版社出版我的人生《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三卷本，收录160多篇文章，约70多万字，算是20多年所写的一个总结。这不是封笔，我还会继续写。

问：

你的文章被报刊退过稿吗？

答：

作者的文章被退稿的原因很多：稿件质量不高，不合编辑的要求，或编辑误判。十几年前，一家报纸向我约稿，我写了《两个“最后一息”》，即巴金要工作和学习到生命最后一息，被该报编辑退回，此稿后被《人民文学》杂志刊登。另一篇是《我所知道的张爱萍》，被一家杂志的编辑被退回，后被《四川文学》刊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在建党八十周年征文时获一等奖。我这样回答，是说文章遭遇退稿时，不要泄气。如文章质量不高，努力改正；如编辑误判，也不必灰心失望。

问：

你在作品中对自己做了哪些剖析？

答：

借写作“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这不是空话。回顾在成都参与学生运动时，我只顾少数人往前冲，脱离中间群众，往往使自己陷入孤立。解放初期，对曾经帮助过我们（包括帮助过我）的加拿大友人云从龙的指责，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反右运动后，对错定为右派分子的贺惠君，只满足于自己设有乱揭发；当知道余文正主动帮助贺惠君的子女时，觉悟到“余是巨人，我是矮子”。“文革”初期，我给胡耀邦同志贴了一张胡乱上纲的大字报，这“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在“牛棚”中读《鲁迅全集》，感到自己并没有学到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不敢讲真话；过去自称为鲁迅的“信徒”，实际并不够格；反省了自己如何从独立思考到个人迷信，变成“驯服工具”；等等。